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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调查报告【篇1】

案由：未经批准、非法占地调查机关：国土资源局承办人：

调查时间：

当事人：

经调查认定的主要违法事实

20xx年1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巡查中发现县XX镇XX村XX组村民李XX未经有权人民政府批准，擅自占用本组集体农用地建商住房的违法行为后，进行了认真调查取证，并于20xx年1月13日依法立案查处，主要案情如下：

20xx年10月10日，县XX镇XX村XX组村民李XX向村委会提出用地申请，准备利用位于XX路东本人的自留地建农药化肥门市部，经村委会研究同意后，村委会主任李XX为其填写了《农村居民宅基地审批表》和《村镇建设工程位置申请审批书》并签署意见，加盖村委会公章，其中《农村居民宅基地审批表》未经镇政府审核、县政府审批；《村镇建设工程位置申请审批书》经镇建设服务管理所工作人员王XX签署意见并签字。20xx年12月10日XX镇建筑工程管理站为其办理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工程名称为商住房，20xx年12月19日XX镇建设服务管理所为其办理了《江苏省村镇工程建设许可证》，建设项目名称为商住房，但

是在未取得用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李XX于20xx年1月6日开始动工建设，至20xx年1月10日，10间房屋地基建成。经现场勘查，该宗地位于县X城镇XX村XX组生产路东，东邻农用地，西邻XX村XX组生产路，南邻农用地，北邻农用地；东西长10米，南北长20米，占地面积200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面积200平方米，该宗地位于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土地性质为耕地，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法律依据:李XX未经有权人民政府批准，非法占用本组集体农用地建商住房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该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之规定进行处罚。

建议:

一、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十五日内自行拆除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10间房屋地基；

二、罚款陆仟元整(按非法占用土地面积处每平方米30元罚款)。

承办人（签名）：杨XX张XX

20xx年1月30日

案件调查报告【篇2】

原告：王××，男，45岁，原××公司职工， 住××省××市××镇××号。电话：××××××。 被告：××公司 住所地：×××市××区

法定代表人：××，男，48岁，职务：董事长，联系电话：×××××× 案由：×××劳动争议

原告不服×××市××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劳仲字〔 〕第××号裁决书，特向贵院提起诉讼。

请求事项：

具状人：(签章) 年 月 日 附：1.副本_____________份; 2.物证_____________件; 2.

1.本文书是为指导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劳动争议起诉，供原告使用的。

2.原告应用钢笔、毛笔书写或印制。起诉状由正本和副本组成，副本份数应按被告人数提交，由人民法院送达被告。

3.请求事项是指起诉要达到的目的和要求，用简短文字写明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劳动法律关系或权益，原告在这种争议中的要求和请求人民法院解决的事项。在写明诉讼请求事项时，必须明确每个案件的诉讼目的。

4.事实和理由。事实方面主要叙述民事权益纠纷形成的事实。证据方面应当充分列述。理由方面，主要依据民事权益争执的事实和证据，概括地分析其纠纷的性质、危害、结果及责任，同时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法律条文，以论证其请求事项的合理性。

5.结尾要分两行写明民事诉讼状所提交的人民法院名称。其右下方由具状人签名并盖章。具状年、月、日。

7.事实与理由部分应注意将证据、证人的详细情况写明。该部分空格不够用时，可用同样大小纸续加中页。

案件调查报告【篇3】

**市信访局：

****20xx年**月**日接到市信访局“*信转交[20xx]**交**号”文后，对于信访人**、***等**人反应********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高度重视，立即召开了党政联席会，专门组成了以****志为组长******为成员的信访工作调查组，对该信访件所涉及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调查组采取谈话、核实等方法对信访人提出的问题展开调查。该案件已查证清楚，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信访人基本情况

****，男，汉族，****年**月生，现住*** ，户籍所在地*********

****，男，汉族，身份证号*******，现住*******，户籍所在地******派出所。

二、反映问题

信访人反映***************，要求：**********

三、调查情况

经调查查证，******是******的工程项目，总承建方为，*****公司将工程施工分包给******等人，***又分别将工程分包给*****等人进行施工。

1、信访人***，承接***分包的****程，工程款****元，已支付***元，剩余***元未支付。

2、信访人****，承接***分包的***工程，工程款***元，已支付***元，剩余***元未支付。

四、处理建议

根据调查情况，调查组对信访人反映的问题作出处理意见：

一、信访人****反映的***公司拖欠其工程款，致使自己无法支付所下欠工人工资的问题。调查组经调查认为：****公司已按合同约定支付其工程款，下余款项双方存有争议，建议进行司法调解或通过法律程序解决。

二、信访人*****等人反映的***拖欠工资问题，应由***支付

经调查组调解，***答应于***年*月**日前支付***万元给**用于工人工资发放。下余部分正在与各方协商解决，进行妥善处理。

三、信访人***反映的承接**公司***项目***元左右工程款未支付的问题，经调查组调解，**公司答应于***年*月*日前支付到位。

调查人：**

**

***年**月**日

案件调查报告【篇4】

市信访局：

按照市信访大厅《来访事项转送通知单》（伊信访转字[20xx]149号）要求，我厂信访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处理王晶莹上访问题，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上访人王晶莹，女，46岁，多年下岗，20xx年办理了退休。该人从1996年我市企业实行养老统筹开始到20xx年，始终没有缴纳养老保险。直至20xx年，才分两次补交了1996年至20xx年欠缴的养老保险（个人承担部分加企业承担部分）共计9,505,89元。当时，人劳部门同志已经为其讲清楚企业部分交不上了，但王晶莹同志主动要求补交，并认可个人部分和企业部分统由其个人承担。现上访人王晶莹反悔当初，要求我厂偿还她缴纳的养老保险企业承担部分；同时，还要求工厂补发她的下岗生活费。

我厂于1995年全面停产，企业无财力，职工养老保险企业承担部分完全由天保补助解决。具体由市财政控制使用，按职工个人交纳额的一定比例进行资金匹配，每年办理一次。职工个人没有交纳的，天保补助不匹配。由于王晶莹同志在1996年至20xx年期间，没有按年度及时交纳个人承担的养老保险金，致使企业应承担的部分没有匹配上。起因在于王晶莹同志个人没有及时缴费。类似情况，我厂还有百余例。

处理情况：

1、关于王晶莹同志要求我厂偿还她缴纳的养老保险企业承担部分，我厂将积极对上请示争取匹配资金；

2、关于补发下岗生活费问题，我厂现有在册下岗职工167人，无一人享受下岗生活费，因此，根本不存在补发放下岗生活费问题。

当否，请指示。

伊春木材综合加工厂信访办

20xx年8月13日

案件调查报告【篇5】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在劳动用工上，体现的是双向选择，劳动者作为自身劳动力的所有者进入市场谋求和选择职业，其目的是得到丰厚的生活资料，以体现价值的最大化，而用人单位作为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进入市场，寻求获得素质好且廉价的劳动力，以保障低成本、高效益，追求的是利润的最大化。劳动关系主体双方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产生了各自的具体利益不一致性，而这种不一致性协调不好就会发生劳动争议。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争议案件呈上升趋势，如何理顺好解决好劳动争议案件，是摆在我们面前现实问题，在审判实践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笔者就目前已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浅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认识。

一、劳动争议概念。

所谓劳动争议，是指劳动关系当事人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因劳动权利、义务的争执引起的纠纷，是基于劳动关系发生的，简言之，就是劳动者与用人者（单位）间就劳动合同的执行、变更、履行、终止、解除所发生的纠纷。劳动争议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且只要劳动领域中存在利益的不同，这种因不同利益要求而引起的冲突便将继续存在下去。在我国，随着改革的日趋深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因劳动问题引发的纠纷也越来越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先后颁布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等法律法规，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制定了有关规章，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实践的需要出台了一系列司法解释。这些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对劳动争议的妥善解决，平息劳动争议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劳动争议的种类。

由于《劳动法》起步较晚，所以劳动争议案件在90年代才有一些上升，特别是《劳动法》实施后，劳动争议案件才逐步被人们认识和重视。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年3月22日第1165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专门对劳动争议案件的立案审查、受案范围、适用法律等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为人民法院受理和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提供了依据。劳动争议案件的内容广泛，类型较多，归纳起来可分为五种：一是去职纠纷，指用人者（单位）开除、除名、辞退劳动者或劳动者辞职、自动离职发生的争议；二是管理纠纷，指用人者（单位）行使对企业和劳动者的管理权时，给予劳动者行政处分，被处分者不服而发生的纠纷；三是待遇纠纷，因执行国家及单位自身的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养老金、医疗费、培训及劳动保护等规定发生的争议；四是劳动合同纠纷，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包括合同的变更、履行、解除、终止及合同效力的确认等；五是其他劳动争议案件，如关于女工和未成年人特殊保护而发生的纠纷，以及依照《劳动法》和《条例》处理的其他劳动争议案件。

三、人民法院对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

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涉及多方面的政策、法律关系，处理是否得当直接影响当事人诉权的保护，对这类案件正确及时的审理，也直接影响司法审判社会效果的实现，因此劳动争议案件的立案受理显得尤其重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笔者认为对劳动争议案件受理应注意以下六点：

（一）确定管辖法院。

《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县、市、市辖区仲裁委员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劳动争议；第十八条规定：发生争议的企业与职工不在同一个仲裁委员会管辖区的，由职工工资关系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处理。这与《民诉法》规定相近，也即是说，劳动争议案件应由向职工发放工资的单位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这是地域管辖所遵循的原则，而在级别管辖上，《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应由基层人民法院作一审受理；对当事人不服省、市劳动争议仲裁裁决而提起诉讼的，或人数众多、主体特殊如集体劳动争议、三资企业、有涉外因素等，或法律关系复杂、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一般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一审受理为宜，其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由哪一级人民法院管理问题的批复》（法释[]25号）中答复，该答复规定：“……当事人协议选择国内仲裁机构仲裁后，一方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该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当事人对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由被告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二）诉讼主体资格合格和明确。

劳动争议案件的主体即劳动争议诉讼的当事人，即因劳动实体权利义务产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并受人民法院判决约束的利害关系人。因此，劳动争议案的诉讼不同于一般的民事诉讼，在审判实践中，对诉讼主体的确定，应具备三个条件：（1）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2）案情有直接的利害关系；（3）受人民法院判决约束。针对诉讼主体的确定，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劳动争议的双方当事人均对劳动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不服的，依法向同一法院起诉的诉讼主体如何确定的，对此法律界有两种不同观点：一是双方当事人可互为原告和被告，如果被告以诉讼请求与原告诉讼请求形成反诉，就列为反诉原告和反诉被告，另一种是当事人双方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同一种裁决，均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先起诉的一方当事人为原告，但对双方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当一并作出裁决，前者，如将双方当事人的互相列为原、被告或将先行起诉的一方当事人列为原告，后起诉的一方当事人列为被告，这既不利于诉讼，也不利于保护被告一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但若要对此情况下的诉讼主体作出明确具体规定，仅靠有限的条文是难以穷尽实践中的种种情况的，而且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弊，而后者旨在充分保护劳动争议案件双方当事人合法权利，因此，《解释》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作出上述明确规定，但至于在每个具体案件中如何列诉讼主体，可视具体情况来确定。

第二，劳动者因用人单位与其他单位合并或分立而发生的劳动争议案件，诉讼主体如何确定的问题。按照《民法通则》第44条之规定，企业法人分立、合并，它的权利和义务由变更后的法人享有和承担，根据民事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解释》第十条规定，有人单位与其他单位合并的，合并前与劳动者发生的劳动争议，由合并后的单位和劳动者为诉讼当事人；用人单位分立为若干单位的，其分立前与劳动者发生的劳动争议，由分立后的实际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为诉讼当事人。但在劳动者因用人单位分立为若干单位，而使其承受劳动合同权利义务的单位不明确的情况下，即劳动者因用人单位分立为若干单位，而没有了实际用人单位时，以分立后的各个单位和劳动者为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当事人。

第三，因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而使得与原用人单位及劳动者发生诉讼时，诉讼当事人的确定问题，针对审判实践中发现的不同情况，依照《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此诉讼主体问题有三种情况，一是对用人单位因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原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劳动争议，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原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为劳动争议案件的当事人，新的用人单位与原用人单位因不具有任何法律关系，所以原则上不列为当事人。为便于诉讼和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法院可以视具体情况将新的用人单位列为第三人；二是原用人单位以新用人单位侵权为由而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原用人单位和新用人单位为当事人，但因该侵权之诉是因新的用人单位招用与原用人单位尚未解除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而引起的，劳动者为前侵权诉讼的诉因，法院为便于案件的审理，可以列劳动者为第三人；三是原用人单位以新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根据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新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列为共同被告。

第四，劳动者在用人单位与其他平等主体的承包经营期间，与发包方或承包方发生劳动争议后诉讼当事人的确定问题。在实践中，因企业承包形成的劳动合同关系有三种情况，一是劳动者与发包方有劳动合同关系，与承包没有，劳动者与承包者和发包方一方或双方发生的劳动争议，发包方作为劳动合同的相对人，列为当事人，而承包方虽未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但其作为实际用工主体和受益人也应列为案件当事人；二是劳动者与发包方和承包方都有劳动合同关系，无论发包方是否为实际用人单位，承包方与发包方均要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三是劳动者与发包方解除了劳动合同，而与承包方单独重新订立劳动合同发生的劳动争议，承包方与劳动者为当事人，发包方不再列为当事人。

除上述四种应注意情况外，还有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单位与实际用人单位不一致，或用人单位难以确定，或订立合同的单位与作出处理的单位不一致的具有利害关系的单位均应列为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原用人单位名称变更，以变更后的单位为用人单位停薪留职下岗待业，企业内离退休人员被其他单位聘用发生争议的，以聘用人单位为一方当事人，与原用人单位有利害关系的，应通知原单位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劳动者死亡的由其法定继承人参加诉讼，挂靠企业的职工发生劳动争议，应将被挂靠企业和挂靠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

（三）时效审查。

《劳动法》第八十三条和《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可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另一方当事人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也就是说，劳动争议案件的起诉时效规定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章“诉讼时效”的规定，当事人应在15日内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但是笔者认为如果确有不可抗拒的事由，也应适用民事案件“时效中止”的规定，当事人在障碍消除后申请顺延期限的，应当予以考虑，否则不利于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有悖于法与理。

（四）裁决的劳动争议纠纷属于劳动权利义务的争议。劳动争议的内容在前文已阐述，在此不再累述。

（五）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应以劳动仲裁为前置程序。

《劳动法》第七十九条和《条例》第六条规定：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应当协商解决，不愿或协商不成的，可向本企业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的，可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也可直接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即是说，劳动争议遵循调解自愿原则，但调解不是必经程序，仲裁程序则是必经程序，不服裁决的，方可进入诉讼程序。 但对是否必须要经过劳动仲裁委员会作出实质性处理的问题，理论界与司法界认识不尽一致，一种意见认为是必经程序，另一种意见认为不是必经程序，根据《劳动法》第79条和最高院（98）24号批复的规定精神，对若干问题进行的规定，劳动争议案件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是提起诉讼的必经程序或前置程序。为此，《解释》针对实践中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当事人的仲裁申请作出的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定，决定或者通知等情况分别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同时还特别强调的是，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几种情况：（1）雇主与雇员之间因劳务报酬、人身损害赔偿等发生纠纷，属于一般民事纠纷，不应按劳动争议案件处理。（2）某一事项虽在劳动合同中有约定，但该事项与劳动权利义务没有关系，因该事项发生的争议不属劳动争议。（3）某一事项虽在劳动合同中有约定，该事项与劳动权利义务也有一定联系，但另有单行法调整；（4）企业与职工出售住房发生的争议不属劳动争议；（5）虽然属于劳动争议，但另有单行法专门调整的应由专门法院受理。如船员劳务合同纠纷；（6）因留用察看处分发生的争议不属劳动争议；（7）职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被企业给予一般行政处分，如警告、记过、降级、撤职等发生争议的法院不予受理，但引起开除和辞退的除外。

（六）起诉书及有关材料齐备并符合要求。起诉书应依照《民诉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记明有关事项，且应附有劳动合同、仲裁裁决书等证据材料。特别是庭审改革后，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加强，原告更应提高对举证的'认识，其主张什么权利就应提供相关证据材料予以证实，才符合《民诉法》第六章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二条的有关要求。

四、人民法院对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

（一）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实体法适用范围。

人民法院在审理不服劳动仲裁而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时，首先应适用劳动法和有关劳动法律、法规，并且可以参照有关的劳动政策、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由于劳动法调整范围过于狭窄，劳动法配套的法规不健全，政策和规章互相冲突，在实践中劳动法规的立法滞后于现行形势，在具体操作上比较模糊和混乱。所以，用人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也可以作为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适用证据。

最高法院副院长李国光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用人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如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规定，并已告知劳动者的，也可以作为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由此可见，用人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可以作为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适用用人单位的法规依据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由用人单位作为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制定，内容必须符合劳动法及有关法律法规。二是必须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和股东大会、董事会等权力机构或其他相应的民事程序通过。三是必须要明确告知劳动者。

（二）对劳动争议诉讼案件的裁判原则。

由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着实质上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一方面是因为劳动力供需状况决定了实质上的不平等。在劳动力严重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劳动者宁愿放弃休息、健康、福利等基本的权利出卖劳动力，并且这一切都以一种自愿、自由的平等外衣并以合同的形式在进行着，这种平等只能是形式上的平等，而不是实质上的平等。另一方面劳动力的人身特性决定了实质上的不平等，在排除供需状况的情况下，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劳动力交易过程中也很难平等。在劳动关系建立前，其有权利选择交付劳动力的对象，建立后，这种平等即因劳动力及劳动力附着的人身被支配而改变，双方从形式上的平等走向了实质上的不平等。

由于劳动法律关系的社会属性，对涉讼劳动争议案件，不仅要注意其法律效果，还应注重其社会效果，因此在审理中应遵循：首先优先适用倾斜保护劳动者的裁判规范。国家劳动法、劳动行政法规、劳动地方性法规、劳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均是基于保护劳动者的宗旨制定的，在处理劳动争议案件时应当优先适用上述规定。其次，当缺乏上述规定时，则可适用民事法规，如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再次，在审理中还可适用集体合同的约定，集体合同是工会或职工代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单个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权益低于集体合同的约定时，则应按集体合同确定劳动者权益。

五、在实践中存在的缺陷。

1994年7月通过的《劳动法》，是我国颁布的第一部规范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对规范劳动关系、约束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行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劳动关系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劳动法中的许多规范性规定已很难适应当前的需要。具体表现为：

1、我国劳动法存在不少缺漏，操作性不强。劳动法共有13章107条，许多方面只是一些原则性、纲领性的规定，难以实施和操作。例如，对于促进就业和工资的调控、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以及社会保险等等都只是提出了一些原则，而缺乏相应的具体实施规范；又如，缺少对企业规章制度与劳动法关系的规范，使企业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产生了不少问题；还有劳动法第25条关于用人者（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时既无需提前通知劳动者，也不用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规定中，有两项用了“严重违反”、“严重失职”，但何为“严重”没做规定，对劳动者的不利不言自明；再如劳动法规定了就业平等的原则，但相关的法律责任、救济方式、劳动者的补救等都找不到法律依据，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状况当然就不可能令人满意。

2、工伤认定不利于保护劳动者。世界各国对工伤认定都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而我国劳动法对此却没有规定，工伤认定主要凭据是劳动部发布的《企业职工工作保险试行办法》，早已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它规定将十种负伤、致死或死亡的情形认定为工伤，同时也规定了六种情形不属于工伤范围，其中的“蓄意违章”就在实践中多次引起认定的麻烦，成了用人者（单位）逃避责任的一大理由。

3、劳动争议仲裁体制不完善。劳动法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性质和法律地位、设立和运作的规定都存在着缺陷。劳动法规定，劳动仲裁委员会由企业代表、工会代表、劳动局代表组成，本来是很具代表性，但事实上很多地方的仲裁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劳动部门“独裁”；劳动法对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期的中止、中断和延长缺乏明确的规定，不利于保障处于弱者地位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法规定提请仲裁期限为六十日，而劳动者由于不谙法律或者对企业仍存幻想，再加上有些劳动仲裁机构因与当地企业的密切关系，对劳动者尤其是外来打工者的仲裁申请压而不理或久拖不决，六十天的期限稍纵即逝。由此，由于仲裁是提起诉讼的必经程序，劳动者就无法行使起诉权，而法律也没有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如何采取救济措施。这就造成本是为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发展良好的劳动关系而设置的劳动仲裁，却成了某些用人者（单位）逃避法律责任的武器。对仲裁裁决不服，当事人还可以起诉，这也造成劳动仲裁法律效力比较差，加大了当事人权利救济的成本。

4、劳动法调整范围过于狭窄。各行各业的人士都是劳动者，但劳动法只调整企业中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争议，这就使得事业单位中具有干部身份的劳动者及公务员产生了劳动争议无法可依的后果。另外，劳动法只受理开除、除名、辞退这三种因涉及解除劳动合同的争议，而八十年代国务院出台的职工奖惩条例中还包含警告、记过、留用察看等几种行政处分，劳动者如果对这几种处分不服，或对职称评定不服，就无以驳斥、无处伸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冲突将越来越多，劳动法如此狭窄的调整范围实在是无法调整，对规范劳动关系起着阻碍作用。

5、劳动法配套法规不健全。目前我国虽然制定了调整劳动关系的劳动法，但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却几乎空缺，许多涉及到劳动关系运行的重要领域尚无相应的法律予以规范。如劳动法规定的诸多权利需要通过社会保障法来具体实现，但迄今还没有社会保障法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劳动法规关于劳动者劳动、生活保障的规定显得苍白无力。早在1994年劳动法颁布之际，劳动部就提出了拟相继颁布安全卫生法、社会保险法、职业技能开发法、促进就业法、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法、工资法、劳动保护法、劳动监察法、劳动争议处理法等十部配套法律的计划，但迄今为止上述法律一部也未出台。

6、规章与政策互相冲突。由于劳动法律不配套，为了适应调整劳动关系的需要，各级劳动部门不得不颁布大量的规章、政策，以弥补劳动法的不足。如《工资协商试行办法》、《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失业保险条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等，但这些规章制度庞杂无章，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运行机制，有种各唱各个调的味道，很不严肃，且效力不够，某些规章还存在与劳动法冲突或互相矛盾之处，因此造成了执行、司法审判中的一些混乱。

六、对如何完善我国劳动法律的几点建议。

我国的劳动法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无法与国际接轨，完善与修订劳动法已成为广大劳动者的热切希望。那么，劳动法如何完善？要完善和健全劳动法，笔者认为有三方面的工作要做：

一是完善现有劳动法律法规的问题。最基本的，应增加能够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强制性规定，增加法律制裁和查处劳动违法行为的措施。笔者建议，要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增加有关事实劳动关系的规范，明确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是用人者（单位）的义务，完善签订劳动合同的程序，对违约赔偿作出必要限制和规范，增加用人者（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行为的法律责任；要增加规定对用人者（单位）故意拖延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拖欠克扣工资、拖欠社会保险费等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要追究有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要完善向用人者（单位）收取就业保证金的制度；要明确劳动部门的责任，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权。同时，劳动行政部门应对历年来制定的有关规定进行全面清理，分类编纂，并尽快出台配套的法律和法规，形成完善的劳动法律体系，切实提高劳动者的就业竞争力、弥补大部分劳动者的劣势地位，消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

二是改革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或制定独立的劳动争议处理法问题。()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应完全脱离行政机关，建立类似于仲裁机构的劳动仲裁机构；用类似于仲裁法的法律法规规范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的行为，以保证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的独立性、公正性、权威性，或者将劳动争议列为仲裁法所规定的仲裁范围；当事人可以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起诉；独立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立即生效；允许当事人在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不履行仲裁职责时享有起诉权等。

三是设立劳动法庭或劳动法院的问题。传统上，劳动法属民法范畴，而从实际情况看，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一般处于听命服从状态，在劳动争议中又往往处于被动抗辩状态，其弱势特点尤为明显。由此可见，劳动关系是一种兼有民事和行政管理特点的特殊法律关系，应受独立的劳动法规范调整，同时受政府、用人者（单位）和劳动者三方协调机制所制约。处理劳动争议应设立独立体现国家、劳方和雇主三方原则的审理程序和方式。

案件调查报告【篇6】

近年来，校园暴力违法犯罪时有发生，已成为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社会问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法刑一庭妇女权益刑事司法保护课题组对典型校园暴力刑事案件专项调研的报告，校园暴力犯罪到底呈现出哪些特点?记者今天专访课题组成员冉容审判长。

法的首先说明，校园暴力在我国时有发生，但是情况复杂，违法与犯罪交织，且多数事件未进入司法程序追究法律责任，加上目前缺少统一的事件报告、统计制度，导致难以了解我国校园暴力发生的真实情况。今年5月，人民法院从2013-2015年各级法院审结生效的校园暴力刑事案件中抽取100多件典型案件样本进行了梳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此类犯罪的特点，法刑一庭审判长冉容介绍，校园暴力犯罪案件涉及的罪名相对集中。针对人身的暴力伤害比例，其中，故意伤害罪占57%，故意杀人罪占6%。

校园暴力涉及的罪名还包括寻衅滋事罪占10%;性侵、侵财犯罪各占12%，还有很小比例的聚众斗殴罪与绑架罪。

报告统计数据显示，抽查样本涉及的159名未成年被告人中，已满十四不满十六周岁的被告人占

35%;已满十六不满十八周岁的被告人占65%。

冉容介绍，虽然我国规定，十四岁是可以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但是，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被告人只对八类严重暴力犯罪承担刑事责任，所以，未满十六周岁的放在比较轻微的校园暴力行为，没有进入我们刑事犯罪处罚的程序，所以相对来看，这一百多件案件中，处罚的高中生及职业高中的未成年被告人占比较高。

抽取的案件样本显示，持凶器作案、造成人身伤亡后果比例较高。

冉容总结，“全国的校园暴力案件我们当时看了一下，大概持凶器的占30%多，选的这100多件案件里，持凶器的达到了49%，基本上是一半了，这些孩子一般是带弹簧刀、水果刀、猎刀……主要带刀具的比较多一些，而且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这一百多个案子，造成被害人死亡的

占35%，重伤的占32%，也就是60多起案件将近七成的被害人要么死要么重伤，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是比例是非常高了。”

被告人作案后自首、与被害人达成赔偿谅解协议的比例分别占49%、54%。

冉容介绍，通常是构成犯罪以后，公安机关将孩子拘留或抓捕，通知家长，家长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判刑情况统计显示，致被害人重伤的32起案件中，宣告缓刑的22件，占68.75%;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4件，占12.5%;致被害人死亡的35起案件中，宣告缓刑的8件，占22.86%;三至五年有期徒刑的4件，

占11.43%;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12件，占34.29%;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10件，占28.57%。

报告认为，理念存在偏差，对校园暴力的危害性认识还不够的问题比较突出。如何做到宽容而不纵容，社会还缺乏共识。从近几年处理的校园暴力事件来看，有的地方认为校园暴力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小问题，主要强调、挽救原则，没有意识到对于那些社会危害性大的失足青少年，惩戒实际也是教育、挽救的一种重要方式，对同为未成年

人的被害人的平等保护还不够。

在冉容看来，应该正确的认识到，对于被告人，实施欺凌的被告人，我们要挽救、教育，但是对被欺凌，被伤害的孩子，更应该得到法律和社会的关注和保护，因为他们，一是守法者，二，他们是弱者。

案件调查报告【篇7】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过热”，商品房、企业集资房、经济适用房、社会保障房、拆迁安置房等多种形式的住房出现在市场上。有市场就有交易，在交易后，诸如因短期内房价过快上涨，出卖人心理失衡，以种种理由要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的案件;房屋买卖因完成不了过户手续而请求确认合同有效、并协助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案件;拆迁安置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案件大量涌入法院，并存在纠纷不断扩大的趋势。我院在对大量个案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此类案件的特点及成因予以粗浅分析，对当前解决此类纠纷所依据的法律、司法解释的缺陷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现将主要

(一)诉求集中。主要表现为要求确认原、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确认合同有效、协助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理由主要集中于出卖时未经其他共有权人同意或房屋未取得产权证书及经济适用房不能上市交易等。

(二)出卖人反悔原因集中。大多系房屋价格大幅增长所致。从案件审理的情况来看，尽管众多出卖人在进行答辩时所提出的理由都并非是以房屋价格增长，但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依然能感觉到利益因素的影响实为出卖人反悔的最主要原因。

(三)调解难度集中。从本院对此类案件进行审理的情况来看，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原被告双方很难达成调解协议。原告一方要求严格按照当初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确定彼此的权利义务并最终要求实现其权利，普遍不愿意接受合同之外另行支付补偿购房差价;而被告一方却认为当初双方签订合同时没有征得其他共有人的同意或者以没有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不能买卖为由抗辩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或者原告理应对其以现行房屋市场价格进行补偿。

(四)法院判决集中。我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遵循诚实信用与公平合理的合同法基本原则，除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的外，其余案件均以判决形式作出处理结果。现行法律法规由于制定的时间早晚有别，同时具体法律法规又具有针对事项立法的特点，因此在处理此类案件的时候，无可避免地在具体法律关系的认定上存在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办案人员对法律、法规的理解不同，有时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二、原因分析。

(一)利益驱动下的诚信缺失。此类案件大量出现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出卖人的诚信缺失，而此种现象的背后则是利益因素的影响。由于房屋价格呈现连年持续增长的态势，这种价格变化所导致的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利益悬殊引起了被告的心理失衡，而房屋产权证件办理的进度缓慢又给予了出卖人将此失衡进行现实表达的机会，其结果就是出卖人不愿意依据原合同履行办理产权过户的义务。

(二)现行立法、司法的缺陷。现行法律法规由于制定的时间早晚有别，同时具体法律法规又具有针对事项立法的特点，往往缺乏体系的逻辑严密性和和谐统一，因此在处理此类案件的时候，无可避免地在具体法律关系的认定上存在不同的意见和观点。这就容易给当事人在估计失信的法律成本方面形成错觉。同时，对失信行为的处罚力度弱，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三)房屋买卖本身所蕴含的法律风险。

1、未取得所有权证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是合法的物权凭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六)项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出卖人在转让时没有取得所有权证，其转让行为无效。所谓法律风险，主要是针对买受人而言，这时，房屋买受人可能因出卖人未取得所有权证而遭致对方毁约的风险。

2、集资房。所谓“集资房”，是企事业单位利用自用存量划拨用地，群众自行集资建设，按成本价销售，以解决职工住房困难的一种方式。集资建房的对象范围是由单位确定的，带有福利性。但依据《兰州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规定，企事业单位集资建房是经济适用住房的组成部分，分配的对象是本单位低收入者，对于已享受过福利分房、已购买过经济适用房或者是住房标准达到控制标准的职工，规定不得参加集资建房。但现实中，只要单位集资建房，所有的单位职工均可参与集资。在住房过剩的情况下，一些职工就将此类房屋推向市场。此类房屋买受人最大的风险在于房屋不能过户及过户时承担高额的土地出让金。

3、经济适用房。所谓经济适用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套型面积和销售价格，按照合理标准建设，面向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对经济适用房在限制转让的.年限内进行转让或将购房权私自转让给没有购房资格的人，都是违反了我国关于经济适用住房的相关规定，客观上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妨害了其他符合购房条件主体的购买权，存在合同归于无效的风险。

4、拆迁安置房。拆迁安置房是指因城市规划、土地开发、旧城改造等原因进行拆迁，而安置给被拆迁人或承租人居住使用的房屋。由于拆迁安置房屋买卖交易存在很长的时间周期，进而蕴涵了诸多法律风险。司法实践中这种类型案例举不胜举，且逐年递增。一般情况下，拆迁房屋买卖双方在签订买卖合同后，卖方都会要求买方支付全部或绝大部分房价款，而买受人在支付该巨额房款后并不能及时取得房屋所有权，双方形成的仅仅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虽然双方存有买卖合同，但根据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出卖方从法律上讲依然是房屋所有权人，这样买受人就会被置于高风险法律地位。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房屋物权变动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周期，期间可能会出现的法律风险诸如房价飙升导致违约发生、抵押担保设定、所有权人死亡出现、所有权人自身债务恶化、共有权人或第三人权利主张、房产查封扣押、赠与继承发生、标的物作价投资出资等等情况。该类纠纷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双方在合同内容上没有精心设计，而且买受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很大侥幸心理。

三、对策建议。

(一)规范买卖协议。由于房屋大部分是夫妻共有财产或者家庭共有财产，而在登记时，因其他共有人未申请登记，登记部门只将夫妻一方或者家庭成员中的一员登记为所有权人，而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往往又是登记的所有权人或者家庭中的一员为代表与买方订立合同，合同签订后，卖方往往以其他共有人不同意为由毁约。因此有必要规范房屋买卖协议，对未在房屋所有权证上登记的共有人要求一起签订买卖合同或出具书面同意书。

(二)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提高买卖双方的风险控制能力。可以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多种途径普及房屋买卖中的风险知识，提高大众的风险意识，将大量的此类纠纷消灭于诉讼前。此举不但可以减轻法院的审判、执行、调解负担，而且在时间点的选择上更有利，即在买卖双方的矛盾尚未升级的时候，更有利于促使其达成新的合意。

(三)强化以案示法的宣传。以案示法可以充分发挥法律的社会引导功能。大力宣传法律判断和判决结论，可以引导其他类似情况的案外人对行为性质作出准确的判断，从而作出恰当的选择。

(四)倡扬诚信观念与法治信仰。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信用经济，稳固的信用基础是市场经济的动力和源泉。我国要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在广泛倡导社会诚信的基础上培植和维护信誉，建立社会主义信用体系。当然，作为司法机关，有必要通过正确适用法律法规对不诚信行为进行负面评价，加大失信成本，进一步在民众心中树立诚信意识和法治信仰。

四、对现行司法解释需完善的一点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为房屋质量瑕疵、贷款买房、惩罚赔偿、解除合同等纠纷的处理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对于其他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则要根据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难免出现适用法律不统一，判决结果不统一的情况。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法》规定“国有资产转让除按照国家规定可以直接协议转让的以外，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转让方应当如实披露有关信息，征集受让方;征集产生的受让方为两个以上的，转让应当采限公开竞价的交易方式。”该规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在此种情况下，国有企业未在产权交易场所公开征集受让方而是私下与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出售国有资产的合同是否有效?依据《合同法解释二》的规定，该合同应为有效合同，因为没有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实际上，该类买卖可能存在出卖人与买受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但要认定双方恶意串通似又缺乏客观标准，双方未按正常程序转让、受让能否即认定为恶意串通，如果不能认定，那么如果这种合同仅凭不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认定合同有效，是不是法院以判决的形式认定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合法化，试问法院充当的是什么角色。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而12月1日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监察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规定了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应建立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经济适用住房由市、县人民政府按限定的价格，统一组织向符合购房条件的低收入家庭出售。经济适用住房供应实行申请、审核、公示和轮候制度。如果法院仅凭该办法是部委规章，而非行政法规为由确认经济适用房买卖合同有效，那么，其他符合经济适用房准购条件的弱势群体的权益又将如何得到保护。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公布于1992年，现在还依此为依据解决问题已不适应现代社会及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该通知规定单位内部分房、腾房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但现实生活中，单位收了职工的集资款，因种种原因，单位建房的行为没有完成。这时，职工既无房可住、单位又无钱可退，法院又不受理此类案件，那么职工的诉求应当向谁表达，没有公权利介入的职工利益又如去实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某些方面的效力似有高于法律之嫌。因此，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法律的形式规范新型房屋买卖行为，维护交易秩序安全不仅是司法实践的要求，也是促进房地产买卖健康发展的需要。

案件调查报告【篇8】

xx是一个总面积2391平方公里的农业大县，全县总人口130.5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13.2万人。近年来，县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逐年增加，20xx年，全年受理离婚案件648件，占民事案件数的39％，占全院受理案件数的19.6％。今年1至9月份，共受理离婚案件557件，占民事案件数的39.8％，占全院受理案件数的22.1％，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9件。离婚案件占全院各类案件之首。

上述案件，农村离婚案件占85％。农村大量离婚案件的产生反映出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不能不引人民法院、民政部门、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对新时期正确处理农村婚姻家庭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课题。近期，我们随机调阅了20xx年以来100件农村离婚案件的卷宗，从中分析并总结出一些带有共性的特点、成因，并针对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措施。

一、农村离婚案件的特点

（一）一方当事人多为外出打工的农民。在抽查的100件案件中，这类案件占到85件。这些当事人一般集中在春节前后打工回乡过年、省亲期间到法院起诉离婚。从20xx年1月19日至2月9日21天内，到法院起诉要求离婚的人数达120人，审查后能够受理的117件，占同期各类案件受理数的87％，呈现出一枝独秀的情形。其中的2月9日一天受理离婚案件达到31件，创下我院历史新高。

（二）女性作为原告主动提出离婚的.比例较大。百件案中有96件是女性作为原告起诉离婚的。其中外出打工的女性是39人，丈夫外出打工的41人，夫妻均外出的5人。在外打工的女性大多收入相对比男性高，离婚后不会面临生存困境，多不主张家庭财产权和子女抚养权，有的即使提出此类主张也不十分强烈，而要求离婚的态度相当坚决。不惜舍弃亲情，放弃财产以达到离婚的目的。

(三)离婚当事人年龄小，婚龄短。从百件案件的统计看，离婚当事人的平均年龄为31.39岁，其中男性最低年龄为32.1岁，女性为30.6岁，年龄在40岁以上的当事人仅有12人。婚龄不足3年的38件，3年至5年的44件，5年至10年的12件，10年以上的6件，平均婚龄4年10个月，婚龄最短的只有90天。

（四）离婚当事人的文化程度较低。在百件案件的200名当事人中，小学或初中文化的占116人，而具有高中以上水平的仅有84人。

（五）离婚的理由有所变化。以前，婚姻案件中离婚的理由多为暴力因素所致，导致案件当事人感情破裂而离婚。目前，该类因素引起的离婚案件明显下降，仅占3％。还有的当事人双方婚前不认识，后经人介绍相识，而后结婚，因婚前无感情基础，婚后没建立很好的夫妻感情，无法共同生活，因而提出离婚，结束没有感情的婚姻。

（六）案件审理难度增大。当事人一般是在深思熟虑、痛下决心后起诉离婚的。因此案件调和难度大。无过错方对过错方的过错很难拿出确凿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加大了法院审理难度，使法院无法保护无过错方的权益。百例离婚案件调解和好的仅有15件，调解离婚的46件，判决不准离婚的12件，判决准予离婚的27件。

二、农村离婚案件原因分析

我们通过阅读卷宗、走访当事人、与案件承办法官座谈等形式，对当前农村离婚案件的成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过去我们认为，农村当事人提出离婚主要原因是买卖婚姻、家庭暴力、追求婚姻自由和幸福生活等几类等

较为正当理由。但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当前农村离婚案件形成的原因发生了变化，呈现出多因并存的局面，离婚理由的正当性也受到了挑战。

（一）婚外情和第三者插足使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比例加大。这是农村离婚率上升最主要的原因。地区是农业大县，人均土地仅为1.2亩，经济较落后，为寻找更加舒适的生活空间，受“淘金热”的冲击，大量青年男女纷纷外出打工。目前，全县外出打工农民有25.6万人，使成为我省劳务输出大县。由于与打工地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的极大反差，有的已婚打工者思想发生蜕变，产生婚外情。在产生婚姻不忠，甚至已找到“下家”的情况下，女性想通过离婚达到“去旧迎新”的目的，一离了之。大多数女性主动提出离婚，均基于这一类原因。少数发起来的男性农民，饱暖思淫欲，在外面找情人或女秘书陪伴，渐渐喜新厌旧。但通常他们不主动要求与“妻子离婚，但长期不履行夫妻义务，对妻子、孩子、家庭不闻不问，迫使女方提出离婚，使女方成为“被动中的主动者”，而达到离异目的，这也是导致女性提出离婚增多的重要原因。如本县找郢乡42岁吴某，因丈夫在外地包工搞建筑与她人姘居长期不回家，又不往家寄钱，全靠她一人带着三个孩子，耕种近十亩承包地，还要照顾两位公婆，在生活的重压和感情长期遭受摧残的情况下，吴某被迫起诉离婚。

案件调查报告【篇9】

摘要：劳动争议案件是随着我国劳动用工制度和劳动合同制度的建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类型民事案件，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争议案件呈上升趋势。本文从四个方面对我国审判实践中的劳动争议案件进行了分析，第一，简要叙述了劳动争议的概念及种类；第二方面详细阐述劳动争议仲裁与劳动争议诉讼的关系；第三方面详细分析了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关系；第四个方面，论述了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缺陷和完善。

所谓劳动争议，是指劳动关系当事人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因劳动权利、义务的争执引起的纠纷，是基于劳动关系发生的，简言之，就是劳动者与用人者（单位）间就劳动合同的执行、变更、履行、终止、解除所发生的纠纷。劳动争议案件的内容广泛，类型较多，归纳起来可分为五种：一是去职纠纷，指用人者（单位）开除、除名、辞退劳动者或劳动者辞职、自动离职发生的争议；二是管理纠纷，指用人者（单位）行使对企业和劳动者的管理权时，给予劳动者行政处分，被处分者不服而发生的纠纷；三是待遇纠纷，因执行国家及单位自身的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养老金、医疗费、培训及劳动保护等规定发生的争议；四是劳动合同纠纷，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包括合同的变更、履行、解除、终止及合同效力的确认等；五是其他劳动争议案件，如关于女工和未成年人特殊保护而发生的纠纷，以及依照《劳动法》和《条例》处理的其他劳动争议案件。

（一）劳动争议诉讼应当严格执行仲裁前置制度。

在审判实务中，劳动争议仲裁（以下简称仲裁）前置制度已为广大司法工作者普遍理解和接受，但是仍有个别人员在严格执行该制度上还存有异议。例如：对劳动争议当事人已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而仲裁委员会长期不做出仲裁裁决，或者不做出是否受理的书面结论，当事人不得已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对此有人认为可视为争议已经过仲裁前置程序，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根据劳动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劳动争议案件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包括两种情形：一是确实经过仲裁前置程序的情形，即仲裁委员会在实体上做出仲裁裁决；二是视为经过仲裁前置程序的情形，即仲裁委员会在程序上做出不予受理的书面结论（包括裁决、决定、通知书三种形式）。因而，凡当事人已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而仲裁委员会未做出仲裁裁决或者不做出是否受理的书面结论的，都属于未经仲裁前置程序的情形，人民法院均不应受理。

（二）仲裁与诉讼的衔接问题。

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从仲裁到诉讼有其自身的规范体系和特征性，不能因其在诉讼阶段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范体系，而完全以民事诉讼的规范和理念来排斥劳动争议处理程序本身的规范和特征。相反，人民法院在运用民事诉讼程序规范处理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在某些环节上，应当以劳动争议程序规范在诉讼阶段的特殊规定，来影响和改变某些民事诉讼程序原有的规范及理念之具体适用。

1、“不告不理”原则在劳动争议诉讼中的特殊体现。

在起诉与诉讼请求的关系问题上，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具有特殊性，体现在“人民法院应当对劳动争议进行全面审理”这一规定上。不服劳动争议仲裁裁决而诉至法院的当事人一般是仲裁程序中的败诉方，可分为两类：一是在仲裁程序中实体权利未得到保护或未得到充分保护的当事人一方；二是在仲裁程序中被裁决承担责任的当事人一方。第一类“败诉方”作为原告起诉的，其诉讼请求的核心就是保护实体权利，其起诉的目的与诉讼请求之间具有一致性；而第二类“败诉方”作为原告起诉的，其起诉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诉讼请求，其起诉之目的就是不服仲裁裁决而通过起诉使裁决不生效，进而将劳动争议交由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对于后一情形，人民法院不得不处理原告未请求的事项，这说明劳动争议诉讼的特殊性影响和改变了“不告不理”原则的具体表现形式。

对于双方当事人均不服仲裁裁决而起诉的情形，《劳动争议解释》第九条规定“先起诉的一方为原告，后起诉的一方为被告，但人民法院应对双方的诉讼请求一并作出裁决。

由此可见，劳动争议诉讼从程序规范上排除了反诉制度的存在。同时，根据反诉的原理，反诉得以成立应当具备三个构成要件：1、反诉是用来抵销本诉的；2、反诉是独立的诉；3、反诉与本诉有一定关联性。因此，在劳动争议诉讼程序中，反诉要得以成立也必须满足上述三个条件。但是，一般而言，那些在劳动争议诉讼中被认为是提出反诉的，其目的往往都是为了反驳本诉，而不是为了抵销本诉。而且，从《劳动争议解释》第六条规定可见，相对于起诉一方当事人的另一方当事人，如果其提出独立于原劳动争议之诉讼请求，则人民法院应告知当事人向仲裁委员会另行申请仲裁，这也从根本上排除了劳动争议诉讼程序存在反诉的可能。因而，劳动争议诉讼在反诉的构成要件上缺乏“反诉是用来抵销本诉”和“反诉是独立的诉”这两个要件，使其无法像一般的民事诉讼程序那样可以容纳反诉制度的存在。

根据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劳动争议仲裁裁决因当事人一方起诉而不发生法律效力。但是也存在仲裁裁决在当事人起诉后经由特定的程序事项而恢复效力的例外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经劳动仲裁裁决的纠纷准予撤诉或驳回起诉后劳动仲裁裁决从何时生效的解释》规定，仲裁裁决在起诉后经一定的程序事项后恢复效力的情形有两种：一是当事人申请撤诉经人民法院审查准予撤诉的；二是当事人因超过诉讼期间而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除此以外，仲裁裁决不存在起诉后经由一定的程序事项而恢复效力的其他情形。在审判实务中，常见人民法院对劳动争议案件经审理认为原仲裁裁决的内容并无不当的情形，对此有的法院按照一般的民事诉讼程序理念处理，即判决驳回不服仲裁裁决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并且认为在该判决生效后原仲裁裁决即视为生效。这种处理方法及认识，与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仲裁裁决因起诉而不生效”的规定相矛盾，显然是错误的。正确的作法应当是，对经过全面审理认为原仲裁裁决的内容并无不当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仲裁裁决中具有执行内容的部分吸收到判决主文中来。

在人民法院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中，工伤保险赔偿纠纷居于突出地位，而在人民法院审理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含有雇佣关系因素的纠纷又占有一定比例。依照我国劳动法的规定及其反映的价值取向，对凡含有劳动因素的用工关系或雇佣关系，都应纳入劳动法调整的范围和劳动行政机关行政管理的范围，并且对工伤保险赔偿实行的是无责任补偿原则（有的称为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体现了国家立法对劳动者及雇工的特殊保护。因而，对那些在养老、工伤保险等制度较为健全的用人单位工作，订有规范劳动合同的固定工，在其工作过程中发生伤亡事故，按工伤纠纷以劳动争议程序处理，对此争议不大。但是，在审判实务中，工伤赔偿案件或者存在劳动因素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较多发生在那些未订立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临时工、雇工等人员身上。对这类案件，如果依照前述劳动法的规定及价值理念，可按劳动争议的工伤赔偿案件处理。但是，如果是以民事法律规范来考量，这类案件又具有雇佣关系的法律特征，从而可以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来处理。虽然，工伤赔偿制度因其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且不进行过错相抵，可使一些工人或雇员从中获得某种实体或程序上的'利益。但是，工伤保险赔偿纠纷处理机制及程序具有繁琐、复杂、冗长的特点，其在劳动争议诉讼程序之处，还要经历仲裁前置程序、工伤认定程序等等。而那些在法律特征上表现为雇佣关系的农民工、临时工、雇工等人员，他们较少有时间、精力和现实条件来承受工伤保险赔偿争议处理机制繁琐、复杂、冗长的程序过程，工伤保险赔偿争议处理机制对他们来说已经失去了特殊保护的价值意义。因而，应当允许他们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是按工伤赔偿制度求偿，还是按人身损害赔偿制度求偿。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刘明诉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处第八工程公司、罗友敏工伤赔偿纠纷案”（第5期）等几个典型案件，均是把那些依照劳动法的规定应当适用劳动法调整的、未订立劳动合同的用工关系，作为雇佣关系而以民事法律规范处理伤亡事故的赔偿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一条明确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体现了对人民法院审理前述案件审判经验的总结。该《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该规定的内容与我国劳动法确立的将具有劳动因素的用工或雇工关系均纳入劳动法调整和保护的政策相一致。但是，如果严格执行该规定，则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前述案件就应当按劳动争议处理，即应当经仲裁前置程序和工伤认定程序，而不能作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因此，对该规定可以理解为是与我国劳动保护政策保持一致的一种政策性宣示条款，在审判实务中应当谨慎适用。

工伤保险制度是劳动法背境下的特定事物。在我国，工伤认定是劳动行政关机的职权行为，当事人对工伤认定不服，可以提起行政复议以及行政诉讼。因而，对工伤认定必须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不得违背相关规定而对是否构成工伤的问题作出自己的认定，同时对那些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为的“工伤等级认定书”等也不能作为工伤认定的结论。

在审理工伤赔偿案件中，时常发现未经工伤认定的情形。对于未经工伤认定，不管当事人对是否构成工伤问题有无争议，人民法院均不能或不宜直接作出工伤认定或工伤赔偿的判决，

对于未经工伤认定，但要求按工伤纠纷处理的案件，可以两种方法处理：一是中止对案件的审理，以等待劳动行政机关的工伤认定结论；二是驳回当事人的起诉，告知当事人向劳动行政机关申请工伤认定。

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竞合，有两种情形：①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同时又构成工伤的；②因用人单位实施的侵权行为导致劳动者人身损害同时又构成工伤的。对于前者，《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可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对于后者，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只能按工伤赔偿程序处理。笔者认为，《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有所不妥。比如案件：甲为乙单位的工人，在工作中，甲被乙单位悬挂的广告宣传牌脱落击中致残，甲起诉乙单位要求人身损害赔偿。在该案中，甲与乙单位之间，虽然具有劳动关系，但甲与乙单位之间并非是人身依附关系，甲与乙之间存在的劳动关系并不能排除甲与乙之间平等主体的关系，乙单位除了对甲具有劳动保护及工伤保险的义务外，对其他包括甲在内的所有自然人均具有不得为人身损害侵权的义务，乙单位对其实施的人身损害赔偿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而，对这种用人单位已构成民事侵权的案件，规定受害人不能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有所不当。因为，前已述及工伤保险赔偿程序具有繁琐、复杂、冗长的特点，并且工伤赔偿标准往往要低于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在那些明显可见的侵权案件中，受害人仅仅是因为有了一个劳动关系，就要为此而承受旷日持久的工伤求偿程序之拖累，这对受害人来说在程序上和实体上均显失公平。作为司法解释，改变或限制自然人的民事权利及其救济方式，有超越职权之嫌。因此，建议立法及司法解释，将那此既存在劳动关系又明显可见民事侵权的所谓“工伤”赔偿纠纷，作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还归民法去调整。

对于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同时构成工伤的，如何处理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第一，劳动者或受害人有权选择是按工伤保险赔偿制度，还是按人身损害赔偿制度求偿。原因在于，工伤保险赔偿制度与人身损害赔偿制度是各自遵循不同的程序法及实体法，并且《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及《工伤保险条例》对此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当事人自然有权选择根据不同实体法赋予的请求权基础主张权利。

第二，劳动者或受害人在先行选择工伤保险赔偿制度后，并不必然排除其在此后另行进行人身损害赔偿诉讼，反之亦然。原因同样在于，工伤赔偿责任与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是分属不同部门法的请求权救济方式，应各自在不同的诉讼制度内处理。

第三，工伤赔偿金与人身损害赔偿金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1）在适用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情形下，是否获得工伤保险赔偿金对人身损害赔偿没有影响。比如：如果劳动者先行获得工伤赔偿，其后主张人身损害赔偿，侵权人不能以受害人已获工伤赔偿进行抗辩，至于受害人在另行获得人身损害赔偿后其原先所获得的工伤赔偿金是否应予退还的问题，则是另一法律关系，应在工伤保险制度范围内进行解决，而不能在民事诉讼中解决。（2）在适用工伤保险赔偿制度的情形下，实际获得的人身损害赔偿金对工伤保险赔偿金数额有影响。根据工伤保险赔偿制度的“补偿性原则”，工伤赔偿是对工人所受实际损失的补偿，如此从工伤保险赔偿制度的实体法角度看，不管工人首先获得的是工伤保险赔偿还是人身损害赔偿，其均不应同时获得人身损害赔偿和工伤保险赔偿的“双份”赔偿金。

第四、人身损害赔偿金对工伤保险赔偿金的具体影响。（1）对先获得工伤赔偿金后又获得人身损害赔偿金的情形，是否应退还工伤赔偿金，应视情况而定：①如果工伤赔偿金低于人身损害赔偿金，则对工伤赔偿金可以要求受偿人予以退还；②如果工伤赔偿金高于人身损害赔偿金，则工伤赔偿金超过人身损害赔偿金的部分不应退还，对这种处理方式可称之为“保护最高标准原则”。（2）对于劳动者先行获得人身损害赔偿后又主张工伤保险赔偿的，同样可以根据“保护最高标准原则”进行处理：①如果获得的人身损害赔偿金低于依法应予保护的工伤赔偿金的，则应当在人身损赔偿金的基础上补足至工伤赔偿金最高额；②如果获得的人身损害赔偿金高于依法应予保护的工伤赔偿金的，则可以不再行给付工伤赔偿金。

我国《劳动法》第79条规定是我国现行的“一调一裁两审”的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即所谓的单轨体制。这种处理机制在实践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规定仲裁前置原则可以充分发挥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处理劳动争议的专长，及时解决劳动争议，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减轻人民法院的工作压力。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劳动争议愈发复杂化，这种“先裁后审”的程序越来越不适应劳动争议处理工作的需要，其缺陷和弊端进一步凸显出来。

笔者认为目前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机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弊端：

1、人民法院是司法机关，劳动仲裁委员会是行政机关，人民法院既无权维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亦无权改判或发回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劳动仲裁委员会只有在当事人服从裁决而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情况下在能显示其存在的必要性，只要一进入司法程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就没有任何价值。而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在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后，即不发生法律效力，人民法院须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劳动争议案件进行重新审理。而要重新查清案件事实，或许人民法院会重复做仲裁机构做过的工作，这无疑是一种浪费；如果人民法院不重复做工作，直接认定仲裁机构确定的事实证据，又会导致法院的诉讼程序流于形式。这种“双不赢”的局面，使得不管人民法院的审理结果是维持还是改变仲裁裁决，极大地浪费司法资源、人力资源和国家的财政支出。

2、“一裁二审”程序繁杂，环节多，周期长，不利于及时有力地保护劳动者。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经过一裁二审，处理和审理时间加在一起，比一般的普通民事案件的审理时间还要长，一个劳动争议案件走完仲裁、诉讼全部程序的正常周期长达11个月，而审判实践中一般还不止这个时间，十分耗时耗力。以至于当事人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导致了其自身诉讼成本的加大。

3、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其享有法律赋予的不可剥夺、不可让予的请求中立的司法机关给予公正裁判的权利。这些权利的享有不应受到任何的限制。而我国的“仲裁前置程序”却妨碍了劳动争议当事人行使解决劳动争议权利的自由。

4、实践中，劳动仲裁机构依据的受案范围是由《劳动法》以及相关的条例规定用列举的方式制定的。因此，不在列举范围内的争议一般不会被纳入处理范围，而仲裁机构不受理的结果是该项争议不能进入仲裁程序，而不能进入仲裁程序也导致不能进入诉讼程序。对于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颁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规定在一定意义上解决了一部分人的权利救济问题，但其作用仍是有限的。

5、更大的弊端则是目前这种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方式在具体的实践中缺乏法理依据、法律依据和可操作性。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和劳动部屡屡采用解释、细则、答复、说明等多种方式来弥补其不足，但往往是治标不治本。要作到既要符合我国的立法精神，又要处理好具体的案件，往往是不能两全其美，只能照顾其中一个方面的需要了。

1、从目前的现状来看，采取分轨制势必造成绝大多数案件涌入法院（法院有仲裁不具备的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并负责审查执行仲裁裁决），超过法院现有的承受能力，影响法院其他案件的审理。笔者认为，我国应借鉴国外的做法，实行“裁审分离，各自终局”的新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裁审分离”是对当事人意愿的充分尊重，并且一般而言，当事人对于根据自己意愿所选择的方式作出的裁决或判决更容易接受和认可；可降低司法机关的办案成本，提高办案效率。

2、强化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面对大量的新型、疑难、复杂的民商事纠纷，为克服成文法的局限和僵化的问题，为解决司法实际中出现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依据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根据法律的基本原则，对于法律的具体适用作出一系列司法解释，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填补“法律空白”、促进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积极作用。

3、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案例是对法律最具体、最生动的解释。为了帮助人们正确统一理解法律，我国法院借鉴判例制度，逐步注重案例编纂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人民法院案例选》、《中国审判案例要览》等所载典型案例，已经逐渐成为指导法官审判的重要工具。然而，因案例的定位不明确，缺乏规范的编选标准和编选程序，诸多媒体所载案例良莠不齐，对法律的解读不一，导致读者对司法公正产生质疑。因此，我国应当建立、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

4、不断提高法官自身法学素养与司法能力。随着法治时代的到来，对法官所应具有的公平正义的现代法治理念、熟知并能灵活运用法律的专业素质、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等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法官通晓法律基础理论和各种法律制度规范，树立法治观念和思想，深刻理解立法意图，熟悉立法活动规则，熟练掌握法律方法这一司法技能，创造性地适用法律，探索司法审判的时代特征和规律。

5、加强业务交流与培训。民商事新型案件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诸多方面存在法律上的难题，但其审判工作亦有规律可循，需要法官在不断学习并完善法律理论体系的同时结合审判工作实践，深入开展调查研究，通过交流与培训努力探索新类型案件的审判规律，总结审判经验。

6、利用审级制度的监督机制来保证司法的统一。建立法院与法院之间、法院内部各审判机构之间、审判组织之间的法律适用协调机制，统一司法尺度，准确适用法律。通过疑案报送研究制度来规范创制判例行为，有利于发挥判例及时解决疑难问题的优势，也能避免法官擅用自由裁量权可能引发的弊端。

案件调查报告【篇10】

近几年来，我县涉林案件逐渐增多，至20xx年达到最高。20xx年共受理案件15件15人，20xx年共受理案件18件18人，20xx年共受理案件25件25人。从共受理案件性质来看，滥伐林木犯罪案件28件28人，森林失火案件12件12人，盗伐林木犯罪18件18人。由于这类犯罪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森林资源，而且社会危害性大，严重影响林区社会秩序，增加了林政管理的难度，必须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下面就我县涉林案件作简要的分析。涉林案件的特点

从已发生的涉林案件看，具有以下特点：

一、滥伐林木数量大，森林资源破坏严重。少则超指标滥伐数十立方米，多则超指标滥伐数百立方米。如犯罪嫌疑人姚某某，系县扶罗镇常委副镇长，分管经贸林工作。20xx年11月至20xx年7月间，姚在经营并兼任县振扶开发公司法人期间，因开采重晶石矿需要木材撑洞和做矿架等用，于是利用职务之便，采取“先上车后补票”或“不补票”的办法，先后委托矿农在蒙冲盖林场铁岩山、黄爪湾、仙人坡肢、蒙冲湾等11处山场采伐了云溪要八孟组、老田组的、讲溪组的、岑坟组的、皂溪村利寨组的、乐组的、铁榜组的及丈溪村的与镇企业办联营的股份林场杉木823侏。经聘请林业工程师鉴定，该823侏活立木蓄积121.9015立方米，扣除有证部分杉木活立木蓄积29.2308立方米，超伐杉木活立方蓄积92.9707立方米，计滥伐林木价值30020元。

二、发案村多为偏远山村。这些地方交通不发达，经济落后，群众经济来源是“以农为主，靠山吃山”，传统农业模式典型。山区立地条件差，发展经济受制约，而森林资源相对丰富。

三、森林失火案件增多，多发在清明节前。近几年气候等方面的原因，森林失火案件增多，造成毁林面加大，给集体带来了较大的损失。如被告人吴代学于20__年4月4日下午五时，进到狮马冲的责任田将一个星期前吹田坎时砍下来的柴草归堆在水田坎边，并堆在一起，用随身带去的气体火机点燃杂草。结果造成森林失火，过火林地面积276亩，烧毁林木蓄积393立方米，烧毁幼林6500株，直接经济损失达52140元。

四、绝大部分法律意识淡薄，林业法律法规知识欠缺，对滥伐林木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滥伐林木案件中，有的涉及村组干部，有的涉及乡镇领导，他们均认为超指标砍伐不要紧，林业站发现了最多罚点款，或者认为为了村组或乡镇集体利益超指标砍伐一点林木只有这么大的事。更有其者，有的对超指标滥伐林木的认识到了离谱的境地。如有人认为树是村集体的，自己有权砍自己的树，不管林业部门的事，对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的制止置若罔闻。有的因涉林犯罪被逮捕后，感到非常纳闷，并质问办案人员其为了集体的利益，为何要其个人承担责任。如被告人杨清权，系县茶坪乡林业工作站站长，于1999年10月至20xx年9月期间，多次组织村民无证砍伐乡管林木，执法犯知法，共滥伐林木675株，于20xx年以滥伐森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2万元。

涉林案件增多的原因

一、林业管理人员的渎职行为助长了涉林案件。一方面，林业管理人员工作不负责任，不按操作规程办事，在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不了解采伐地点资源状况，把采伐地点定得不具体，甚至只规定到村到组，无法进行作业设计或根本不搞作业设计，造成采伐混乱。另一方面，林业管理人员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后，没有进行必要的监督检查，不检尺，有的甚至连砍代现场都不去，任由村民砍伐，直到木材运输检尺后才知道已超砍。

二、执法欠力度，打击不到位。由于诸多原因，林业公、检、法的经费始终没有解决，办案费用均是自理，并有创收任务，因此，严重存在“以罚养警”现象。致使对犯罪分子打击不力，处罚不到位。相当一部分案件被林业公安以罚代刑消化，起诉到法院的案件也因经济利益的驱动，绝大部分犯罪分子被从轻处罚，其中更多的是被判处了缓刑。根本起不到“杀一儆百”的作用，致使村组干部滥伐林木案件屡屡发生。

遏制涉林案件的对策

一、法律宣传要深入，形式要多样化。《森林法》虽已实施十多年，但在广大农村尤其是偏远山区，群众对该法的内容知道得少，只知道有这么个法，对违反该法要受何种处罚，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有关森林的法律法规的宣传要进一步深入，不要停留在拉拉横幅、写写标语的形式上，而要深入到村、到组、到农家，形式多样化，使广大群众真正了解林业政策和法律法规。同时可以采取到乡镇，到林区集中公判一批涉林犯罪分子的作法，以案说法，以案宣传，用群众身边的事身边的.人教育群众，必然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二、保障办案经费到位，加大打击力度。由于办案经费紧张，装备落后，办案手段原始，不仅严重挫伤了广大林业政法干警的工作积极性，而且产生的一系列后果，有油水的案件争着办、无油水的案件不办、拖着办或查而不力。查办的案件大部分不是被消化了就是交了钱被从轻处罚。因此要努力保障办案经费，以便充分调动林业政法干警的工作积极性，加大打击犯罪分子的力度，严肃执法，杜绝以罚代刑，以费代刑的现象，做到有案必查，查必从快从严，慑于政法部分的威力，滥伐林木的现象必然得到遏制。

三、加强林政管理，强化林业行政执法监督。加强林业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培养，加强林业部门的干部队伍建设，使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做到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定规程操作，依法发放采伐许可证，加强林木采伐的监督管理，严格检尺制度，从源头上堵住滥伐林木的发生。同时，林业主管部门对林业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不护短，依法严惩，确保林政管理到位，工作人员尽责，防止滥伐林木的发生。

四、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提高防火意识。森林失火多发生在乡村，多发在边远村组，且时间多集中在清明节前。因此，宣传工作要到位，要细致，采取走村串户地进行把工作做扎实，对重点户要跟踪督促。此外，还要重打击，对造成影响大，损失大的犯罪嫌疑人要从严查处和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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