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1】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800字

在中国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郭沫若先生写了《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振聋发聩的文章，当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时至今日，重读此文，深有感悟，文章以详实的历史资料，深刻分析了李闯王成功与失败的因果关系，得出一个结论：天下兴亡，人民说了算。

在中央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这天，我们的广大党员都就应重读此文。共产党人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真正结束了中国的分裂与割据，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这是历史的经验。中国共产党从五十多位热血青年到八千多万人的大党，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全国解放的燎原之势，从几万人部队发展到打垮国民党几百万的部队，建立真正好处上的统一、独立的新中国，一路走来，都是因为有人民这个强大的靠山。

改革开放三十五年，商品经济带来了繁荣和发展，也带来了负面的东西，一些党员的理想信念动摇了，一些党员在金钱美女面前倒下了，这些人的心中，人民群众变成了模糊的概念，这就是我们这天面临的危险。就和当年的李闯王面临的危险一样，看得见的敌人容易对付，看不见的思想上的颓废更加可怕。

中央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是时候，精神懈怠、潜力不足、脱离群众险、消极腐败，四大危险正地威胁着我们的党，如果共产党人不实现自我约束，就不能持续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不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大业。

我们欣喜地看到，党中央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不是走形式，不是隔靴搔痒，而是要动真，从河北省的民主生活会汇报我们看到了成效，公车、公房、“吃空饷”的问题，不是这天才发生的，也不是昨日才发生的，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解决?是没有认真，没有人要求认真，因为查处这些问题不是难题，不是做不到，而是思想在作怪。而这些违规用公车、占公房、“吃空饷”的人，是普通老百姓吗，必须不是。这些正是老百姓最不满意的地方，最引起老百姓反感的地方。

李闯王失败了，郭沫若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他的失败不是偶然，而是必然。我们的成功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但我们要保证我们永远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才能保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1000字

1944年，郭沫若先生写下《甲申三百年祭》，企图通过李自成农民起义这个典型案例，探讨中国农民革命的命运，选题重大，目光锐利，可谓无有出其右者。５年后毛泽东重论此文，并给中共出了个题目：“进城以后到底怎么办？”那时正好是1949年解放战争大局既定，进入北平前夕，他正准备领导着团队“进京赶考”。他们的答案早已成为历史，书写在共和国的主页上。

此番，正值海航创业二十年，学习《甲申三百年祭》，陈峰董事长说“海航创业二十载，风雨兼程，业已初具规模，实属不易，吾常寤寐思之，何以能基业长青，如芒在背。今复读郭沫若之《甲申三百年祭》，论及明朝倾覆，闯王胜败，字字千钧，韵味深长，甚有醍醐灌顶之感”。

海航创业二十年，历经几代海航人风雨兼程，早跻身中国五百强，正迈向世界五百强，铸造着海航人“世界级企业和名牌”的梦想。二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换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说起来，也算是很有成就了。回首这二十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局部区域到全球化，从航空公司到现代综合服务运行商，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段。此刻，我们该送上深深的祝福。记得看过一句话说，大多数的祝福源自礼仪，只有少数的

祝愿发自内心。如果您也和我一样认同：最可靠也是最动心的祝福，就是坚守信仰，共赴时艰，同享成功。

“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一个公司和一个国家在兴衰生死的命运轨迹上，常常并没有本质的差别。近三十年来，中国大地上生生死死的大小公司，其实许许多多都在重复着李自成们的历史命运。或许是太少人关注这些以公司符号作为标签的团队，他们从无到有的一路拼杀和从有到无的腐朽衰败，其实并不只是简单的财富聚散，而是激荡着多少人的激情、梦想和多少家庭的血泪。用不着于历数曾经名噪一时的xx团队的兴衰历程，也用不着去翻阅中国大多数上市公司盛极而衰的档案，我们很容易便能找到它们不可以长盛不衰的理由----创造者与创造物，团队与公司之间的矛盾。创造者为创造物所累，最终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而压跨。

一个成功的企业，就象一个新立的国家，前期团队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功臣。所有者的身份滋长着支配欲、占有欲，于是便开始有了谱，有了傲慢与偏见。而这一切，都与前期的创造、激情，无所顾忌的前行形成了冲突。二十年来我们在各个向度上都创造和积累了经验。有些经验，甚至在业内颇具影响。善待这些经验，对于未来的发展显然是十分重要的，但过于依赖这些经验则会成为我们的负累和前进的包袱。作为一群真正的创造者，其本质意义上的竞争对手就是自己。抱着过去的经验，实际上是在谋杀未来。相比我们的目标和梦想，我们还没有创造多大的利益。但个人利益高于群体利益，部门利益高于

公司利益的现象渐成风尚，部门的协作愈来愈难，一些原本不难协调的工作论争，变成旷日持久、无止无息的纠缠，一些善良的愿望和举措，被无端地恶意猜忌和病诟……风气在变，变得我们无法用常理去衡度和化解。当福利当成了人生的终极追求，我们的团队怎么还可以轻装前行？

六十年前《甲申三百年祭》对农民革命命运、出路的思考，可以鉴古，可以鉴今。二十年来我们所向披靡，是因为我们轻装简从。时逢创业二十年，面对历史和成就，值得祝福，面对未来和下一步发展，我想更该多一份冷静，多一份忧虑，总比多一份狂妄，多一份骄矜好。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2000字

朝代更迭，治乱兴衰，本是自然规律，但一个政权被推翻，再加上一个悲情皇帝的黯然谢幕，将近三百年历史的波澜壮阔的大明王朝逝去，终究让人唏嘘不已。

《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回顾了明朝的兴亡得失，李自成打江山曲折历经最终功败垂成的原因。当时毛主席阅后高度重视此文，把它当做历史教材刊发给全党干部群众。让大家深刻吸取这里面的成败得失，从而为我党所用。一年后黄炎培先生提出了“周期律”的说法，毛主席找到了对策，那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只有人人负起责来，才不会人亡政息。

中华文明浩浩汤汤，从古至今，人类筚路蓝缕，文明薪火相传，进步最快的是物质文明，而进步最慢的却是人心。读史书可以看到人的本性。而人的本性，将决定人物的最终归宿。

明末风起云涌，不少史书对此有很详细的描述。通过了解阅读相关的资料，我仔细品读了崇祯帝，他从开始的隐忍，到清除魏忠贤的果决，成功后的励精图治，错杀袁崇焕的痛心，民变时的用力过猛，城破时的绝望，一步步走上了一条悲情的路线。客观地讲大明王朝的悲剧不是完全由他造成的，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环境原因，但他作为大明王朝的CEO，却不得不负全部的责任。他曾经愤愤地说过：“诸臣误我!文臣皆可杀!”《左传》云：“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意思是：桀和纣怪罪他人，把责任推给别人，他们的灭亡也很迅速。

李自成被逼无奈走上了一条下岗再创业的道路，从最初的小跟班做起，十八年来风里来雨里去，几次命都快没了，终于熬出了头，建立了大顺王朝，为自己设下了安乐窝，就蒙头准备睡大觉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江山没有坐稳就要贪图享乐，这是注定是悲剧的结局。这也是农民出身的他性格使然——小富即安，不图更大的梦想。革命，从来就不相信眼泪。

掩卷沉思，大明王朝沉浮的历史，可以说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命运的缩影，这段历史有跌宕有兴衰，有悲壮也有磅礴，都让人感到无奈与震撼，留给我们更多的是理性的思索。

当今中国，经济发达物质丰富，社会上道德败坏的现象却频频发生，这都是人生观和价值观危机的体现。历史人物总是在改头换面以另一个名字出现在某个时间段。从当年的刘宗敏张献忠贪财，到近期落马的数名贪官就说明了在金钱和人性的考验面前，他们是灵魂的溺水者。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小小的隐患也许就是将来致命的打击。

用什么来拯救道德危机呢?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或许会有一种全新的诠释，带给我们更多启迪。近期开展学习中央八项规定与反对“四风”活动，其实，读史也好，教育实践活动也好，最终目的是要敦促党员干部自觉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为国家长治久安做出自己的贡献。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它能启迪今天，也会影响未来。它能让我们在理性思索中前行，能在艰难蜕变中进步。

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只有以史为鉴，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眼光，才能防微杜渐，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这就是我们要学习历史，从古人身上汲取精髓的真正目的。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2】

近日闲来无聊，在网上读了一篇郭老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坦白的说，对我这样一个并非文科出身，将来也无心向文的青年来说，读懂这篇文章已是不易。好在书后多有注解，囫囵吞枣下去也可以看出个端倪来。都说以史为鉴，透过这篇可以称为历史论文的祭文，至少有两点是可以引以为戒的。

首先是李自成进京后迅速的腐败。当年在毛主席带着共产党人进京赶考之前，曾经极力向全党推荐郭老的这篇文章，而他的出发点就是希望全党能以李闯王为前车之鉴，能让新生的政权稳定下来。这一点他做到了。

但看过这篇文章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郭沫若先生的另一层意思，即对李岩被杀的痛心疾首。这李岩是何许人也？简单一点说，和屈原是一个类型，都属于那种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物。按郭老的意思，要是李岩不被杀，大顺政权或许能就此扎下根来，至少不会败亡的如此让人不可思议。这里我无意贬低郭老先生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看法，只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可悲的英雄。

按郭老的考证，这李岩是天启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才。这样的出身，就决定了他的看法和作为必定比刘宗敏一伙的流寇要高一个档次。在起义军处于劣势的时候，他的真知灼见必定会得到大家的响应，而事实也证明在闯王进京之前，李岩的地位一直是处于上升期的，可一旦颠覆了朱明王朝，他这种木秀于林的地位是很容易招来麻烦的。古往今来，庙堂江湖，这样的事天天在上演。俗话说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灭，某臣亡，这也没什么值得唏嘘的。而可悲的是，他死的太早了些，李顺政权的统治者太过乐观了，以为进了北京城，面南背北一座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当皇帝了其政治头脑之简单，简直到了可笑的地步。李岩跟这样一帮人共事，如果他不急流勇退的话，摆在他面前的也就只有死路一条了，顶多是或早或晚而已！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3】

公元1644年，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一个政治风云鬼谲多变，值得回味，值得纪念的年头。当年正月，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永昌政权。3月19日，他征服北京，推翻统治中国277年的明朝。也就是在这一天，崇祯皇帝携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在衣襟上写下遗诏，自缢于山亭。

这位明朝末代皇帝临终时曾鸣钟召集百官，竟无一人至，他在遗诏中又是悔恨自己，又是怪罪群臣，凄凄惨惨地写道：“朕谅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

”然而起义军进京后好景不长。4月，明王朝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入关，李自成亲率20万大军迎敌，因战斗失利，退出北京，败走西安，5月，清兵入京。10月，多尔衮把顺治帝从沈阳接到北京，从此开始了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李自成自崇祯2年在金县杀官吏起事，十六七年间历经危难，他都坚持下来了，并且几乎成就了他大顺朝统治的伟业。

而进京就短短40天后，他却败走西安，次年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地主武装袭击而牺牲。他功败垂成，大事毁于一旦。

公元1644年，是干支排序甲申年。郭沫若于1944年3月10日写出了《甲申三百年祭》，其文称这是明末农民革命的“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悲剧的意义尤为深刻”。

《甲申三百年祭》从史学角度分析叙述了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事业的失败，分析了崇祯、李自成这两个悲剧人物。说到崇祯，郭老在文中称“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指责的。崇祯皇帝是个例外。他赢得了后人的同情。

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甚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忠绝少。’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他仿佛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着错误的路径。

他初继位也曾经“当机独断”，除去魏忠贤与客氏，但一转眼就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三暮四，轻信妄断。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下《罪已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内部腐败，再加上干旱、蝗灾等自然灾害，自然加速了人民起义和明朝灭亡的进程。

据史料记载，接二连三的灾难使人们吃树皮、泥土和石头，后来人们吃人。对这样的灾害，崇祯虽然多次亲率百官祁雨，自己也减膳、撤乐，但就是不听“搜括臣宰助晌”的建议。正如郭老所云：

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他是最爱下《罪已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

皇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晌，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已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然而毕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量，而叫皇库出钱难，不容情的天灾却又好像开玩笑一样，执拗地和要誉者调皮。就这样，崇祯在位十七年后，明朝灭亡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也就是一个”口惠而实不至”，说爱民而又不动真的，说整治吏治而又“轻信妄断”，最后成为“孤家寡人”的下场。

说到李自成的悲剧，郭老在文中指出，起义军首领们进京后，“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中去了”，“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以为天下已经太平了一样”。从3月19日到4月29日，李自成

等进京这40天里，牛金星大摆起丞相架子，“玉带蓝袍圆领，往来释客”，忙于筹备登基大典；一品将军刘宗敏则终日拶挟降官，搜刮赃款，此其一也。其二，几十万大军全屯于京城，抢掠民财，尽情享乐，甚之秋毫无犯的军规都被一一置于脑后，忘得一干二净，而对近在肘腋，严阵以待的大敌，则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仅派出几千兵士去山海关镇守，可谓麻痹轻敌到了极致。三是李自成抓获吴襄，令其给儿子吴三桂写自首信，刘宗敏绑架吴襄，抄袭吴襄家人，带走吴三桂爱女陈圆圆。

这样，终至把尚在踌躇观望的吴三桂逼反了，引发了形势急转直下的变异。

据一些史料记载，李自成自律还是严格的，连明史也称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进京时“毡笠缥衣，乘乌驳马”，还说在京殿是“戴尖顶毡帽，蓝布上马衣”。但义军首领们进京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李自成当然不能辞其咎，更加致命的是，他全然没有去管束他的左膀右臂，牛金星、刘宗敏等到辈的胡作非为，天下太平，大功告成的自满情绪大膨胀，竟毫无居安思危的思想准备，这也就无怪乎大堤决溃而无所措了。

李自成的悲剧还在于胜利之后他就听不进逆耳之言了，却偏信负恩卖友牛金星的谗言，杀了能进谏忠言的制将军李岩，重蹈了封建王朝开国之君戮杀功臣的错误。李岩，河南杞县举人，是一个被称为“有文武才”、“好施尚义”的知识分子，崇祯13年他参加义军。李入伙后，劝李自成“尊贤礼士，除暴恤民”，“假行仁义，禁兵淫杀收人心以图大事。

”他扶助李自成搞宣传，收民心等方面是多有建树，立了大功。不幸的是，进京后李自成对李岩的进谏就“毫不介意了”。他那曾是“能纳人善言”、“凡事皆众共谋之”的作风也不见了。

牛金星、刘宗敏等人陶醉在胜利锣声中时，李岩曾提出四点建议，提出不同意见，其中包括两条重要建议：严肃军纪，安抚吴三桂父子。这原来是一服良药和清醒剂，但李自成的态度却是“自成见疏，不甚喜”，即批疏曰：“知道了，并不行”。

终至铸成无可挽救的大错。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4】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流贼传》）。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细，就是现在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令人不寒而栗："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5】

冯心军近日，再读郭老所著《甲申三百年祭》，随使我感慨颇深、体会颇深。随笔写下心中之感慨。

194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申年，郭沫若挥笔写就了这篇史论名著，不仅在历史学界，同时，也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这不仅是一篇学术文章，更是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明朝末年人民生活的惨状，看到农民起义的发端、发展与高潮，也看到了李自成政权的成与败。

本文所反映的问题是广泛而深刻的。我们可以从自己的职业中做出自己的诠释和理解。

阅读文章可以看出，一个政权能否保持长久的生命力，最高领导的决策固然重要，而政权机构的**要员、文臣武将、甚至基层行政，事务人员也都对政权的存亡发挥着一定作用。

明朝末年，朝野腐败、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李自成揭竿而起、率众起义。初时，起义军旗帜鲜明、纪律严谨、爱民如子、作风廉洁， “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绵幕”，甚至颁令“马腾入田苗者斩之”。

由此前后仅

4、 五年后，他们被困在北京，覆盖了明朝，坐上了金銮的宝座。然而，他们开始“纷纷然，昏昏然”——大功既已告成，天下也就再无危机可言。**要员、文臣武将们每日沉沦于胜利的喜悦，陶醉于歌舞升平，忙碌于迎来送往、权贵之交。

“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在京城“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杀人无虚日，纵兵丁掠抢民财”。

在肘部和腋窝附近，他们似乎并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起义军的腐败作风，导致了清兵入侵，义军失败，李自成的政权仅仅存在了113天，便闹出了刘宗敏为得陈圆圆逼反吴三桂的荒唐事儿。

当然，问题出在牛金星和刘宗敏身上。但是在牛金星、刘宗敏的手下又有多少“小牛金星、小刘宗敏”在重复着他们的错误？而在这些“小牛金星、小刘宗敏”之下，难保没有更小的。

他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什么”居安思危、优良传统、军纪严明、打天下者卫天下”，统统都丢在了脑后。他们只是享受和享受。至于明朝的灭亡，则是由其极度腐败统治的。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崇祯皇帝，生性多疑，好刚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而其官吏则“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结果只能是“纵贪横于京几”，吏治败坏到了极点。这样的王朝是必然要灭亡的。

历史是一本教科书，如果翻书假设，当初李自成也能想到居安思危，颁布勤政廉政，制定一整套利国利民的方针大计而率众实施，想必不会有此悲惨结局吧。

中国共产党汲取历史的教训，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同志便及时告诫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今天**同志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期间的重要讲话，也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我们不能不认识到，在新世纪新阶段，要践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党的各项任务，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不仅要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而且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这样，才能牢牢把握我们所处的重要战略机遇，在以往经验和成就的基础上，有新的更大作为。

在我国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初步成果的今天，仍然存在着很多社会矛盾，也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肩负的任务还很艰巨，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还很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停滞不前，必须按照党的要求，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为完成历史使命不懈奋斗。今天，重温并牢记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两个务必”，认清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对我们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十分重要。

尽管我们是基层单位、商业的服务窗口，但我们毕竟是共产党员，是企业的一份子，是员工的服务员，更应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谦虚谨慎作风，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不渝地为企业谋利益；为员工谋福利。我们的工作是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监督下进行的。我们必须牢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注重实效和政策，始终把企业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不贪、不占、无私敬业。

当今，我们所处的时代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历史的教训且不可忘记，越是在新的形势下，越是要充分认识坚持“两个务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防止因胜利而骄傲；防止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情绪的滋长，始终保持清正廉洁，勤奋敬业，只有这样，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6】

中国历代王朝更替，总是有很多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原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郭老1944年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回顾了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的失败，也从中再次验证了“民心乃固邦之本”的历史论断。对于《甲申三百年祭》，我觉得有三个人值得祭奠。

一来祭奠崇祯皇帝。

崇祯即明思宗朱由检，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弟。于公元1622年被册封为信王。明熹宗于公元1627年8月病故后，由于没有子嗣，他受遗命于同月丁巳日继承皇位。

次年改年号“崇祯”。1627－1644在位。在位17年，李自成造反军攻破北京后自缢，终年34岁，葬于思陵。

崇祯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皇帝。他有两项成就值得一提：一是铲除魏忠贤，二是恢复整个辽代。在这场争论中，他以勤劳和仁爱赢得了后人的同情，但未能挽救大明。

因此，他是一个悲剧，因为明朝的垮台是由王朝多年遗留下来的民心丧失，再加上天灾人祸造成的。但从修为上说，崇祯并不是没有挽回的余地，比如他在任之初，国家还算比较安定，可是后来他听信谗言，重用亲信，又喜欢形式主义。民心不得，社稷就无法安定，**就要换主人，这是中国历代王朝更替的基本原则。

二来祭奠李自成。

李自成是《甲申三百年祭》书中的主角，原名鸿基。称帝时以李继迁为太祖。大凡开国奠基者的开国之路都比较坎坷，但是他们有坚韧的毅力、非凡的能力，和自己的部下称兄道弟，用一份感情和感召力凝聚群体，最终取得了天下；而取得天下以后的秉性却几乎是一下子发生大转弯的改变：

要么他们开始杀忠良，树立威信，要么他们开始酗酒，无始征府，要么他们开始为娱乐而收税。

毛主席说：领导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出主意，一个是用干部。李自成毁在了第二条上，按郭老的意见，牛金星、刘宗敏为李自成打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们打下江山后的行为直接影响了吴三桂的反戈，导致了大顺朝的顷刻灭亡。

那么李自成在用干部上是不是就有很大的责任呢？首先，在选人用人的时候，他们不考虑德才兼备。李岩和宋献劝这些人不要公开，他们很容易约束自己，但没有得到李自成的重用。亲恶棍，远贤臣，所以国家慢慢（或很快）接近尾声。

李自成因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成家。他抓住了机会，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但最终，还是因为自己个性上的缺陷导致了一生辛苦的荒废，令人可惜，但是换在整个封建王朝的角度上看，他又是一个必然：你忠于社会、忠于人民的时候，人民就会相信你，把他们的命运交给你；当你背叛人民，或者忤逆民意的时候，人民总会把你赶**来的。

三来祭奠李岩，中国历代不少忠臣良将，为国家披肝沥胆，死而后已，他们是国家真正的脊梁。但是很多忠良都很难带着荣誉终老以上呢个，一部分甚至都被陷于“莫须有”的罪名后含冤而死，李岩也是这样的人物，他不仅举家投靠了李自成，还给李自成推荐了牛金星、刘宗敏为他打江山，在李自成社稷危机的时候还回到河南为他召集民众，希望力挽狂澜，可惜的是李自成没给他机会，历史也就没有给李自成重新修改自己命运的机会。

忠臣之死是封建王朝历史上的普遍现象。对我们的反思是，人治体制下的人才生存是无法保证的。天子代天行使天道，有绝对的权威，但是他们在用人方面却无法保证从一而终的理智：在国家危急、面临内部外界威胁的时候，君主们总会授权于忠良，让他们为国立功、除暴安良；而在太平盛世时，这些国家的栋梁们却甚至不如君主旁边的一个小厮。

忠良是国家的脊梁，民族的希望。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才仍然是国家和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如何珍惜人才，创造良好的人才环境，仍然是每个国家和企业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而国家、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形态的发展，如何保持基业长青甚至是持续进步同样是每位成员特别是领导者思考问题的。

用历史的教训来警戒我们，用现实的思考发展我们。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7】

1944年的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这篇文章获得了毛泽东、周恩来等的高度评价。趁着午间休息和晚上下班后的时间，读完了一遍，尝试着将读完后的感觉记录如下：

郭沫若将明末农民起义中最着名的一支李自成的失败归结了如下两条原因：

1、用人不当，主要是对左膀右臂：文臣牛金星、武将刘宗敏的错误使用；

2、军纪废弛：部队进入北京后，被胜利冲昏头脑，只知享乐，腐败蔓延。

郭沫若似乎不太愿意批评李自成，将李自成的失败责任，差不多全部归结于牛金星和刘宗敏两人。但是，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以李自成的威望和影响力，在用人方面适当，如果没有李自成的首肯，牛金星和刘宗敏断无法做到丞相、权将军这样的高位的。在军纪方面，李自成喜欢身先士卒，虽然能鼓舞士气，激发斗志，但是作为一名最高统帅，如果过于乐于身先士卒而缺乏对于重要岗位人才的甄选、考察、使用，只能说李自成不是一名成功的统帅。

和李自成出身类似的刘邦文才不如萧何，武功不如韩信，谋远不如张良但是创立了汉朝，主要是还在选人、用人上比李自成成功太多倍所致。李自成，做一名冲锋陷阵的猛将还可以，做统帅似乎勉为其难，其失败也是必然的了。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8】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2000字

《甲申三百年祭》是一本由郭沫若著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简裝本图书，本书定价：3.0，页数：35，小编精心整理的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2000字，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2000字 1944年的暮春时节，郭沫若在重庆发表了他的历史散文《甲申三百年祭》。选择这个时间是意味深长的，因为正是在1644年的暮春时节，闯王李自成杀进了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立国276年的明朝灭亡了。所以《甲申三百年祭》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文章立刻引起了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的注意，他将其列为整风文件，并多次号召全党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因此而扬名，但人们也因此形成了这样一个固定印象：文章主要是在总结农民起义军因为骄傲而失败的教训。 前段时间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我却有了一点新的感悟：文章不仅总结了李自成的教训，实际上更是如作者开宗明义所说的那样，是在总结明亡的教训。 明亡的教训现在看起来，也还让人不胜唏嘘。崇祯登基后的明王朝可以说是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外有努尔哈赤的后金虎视眈眈，内则是连年的旱灾、蝗灾，闹到了“人相食，草木俱尽”的程度，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已成燎原之势。对朝廷来说，要御侮，要救灾、要“剿寇”，提供这些“公共产品”都需要钱。问题是钱从哪儿来? 郭沫若写到：“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这位名叫李琏的武生提出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也就是说，让富人出一点钱。 用今天的话说，李武生的观点显然是属于“极左”、“仇富”的，结果遭到了“主流公知”的强烈反弹。皇帝身边的大学士钱士升便上书崇祯，说李武生“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总而言之，不能仇富，不能向富人开枪，不能搞民粹主义，否则的话就会“大乱自此始矣”。 皇帝当然是害怕“大乱”的，何况钱士升的资历和专业水平，也不是李武生所能够相比的，所以他的建议也就被搁置了。三百年后，郭沫若仍然为崇祯犯下的这一错误扼腕叹息：“‘搜括臣宰’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书，或者不仅限于‘助饷’吧?因为既言到兵与荒，则除足兵之外尚须救荒。灾民得救，兵食有着，‘寇乱’决不会蔓延。结合明朝全力以对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 富人的钱不能动，皇帝自己舍不得出钱，“剿寇”又是火烧眉毛的事，不能稍缓。怎么办?只能是给政策，让他们自己去“创收”。明末清初的李清在其《三垣笔记》中说：左良玉(明朝大将)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因为朝廷严重拖欠军饷，士兵还要卖命打仗，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当然，用这样的兵来“剿寇”，只能越剿“寇”越多，终于进了北京，反而把皇帝给“剿”了。 虽然在郭沫若看来，李武生是“很有政治的头脑”，但他这个建议还是彻底得罪了当时的“士大夫”们。当时崇祯为了故作姿态，一面采纳了钱士升的理论，一面也对钱进行了“切责”。但郭沫若发现，“当时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钱士升。钱受‘切责’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尔选为他抗辩，认为‘辅臣不过偶因一事代天下请命’。他所代的‘天下’岂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请的‘命’岂不只是富者的命吗?已经亡了国了，而撰述《明李北略》与《明亡还略》的人，依然也还是同情钱士升的。” 郭老的眼光是很准确的。崇祯自杀之后，这些士大夫们并不为他“死节”，而是热衷于当李自成的“大顺”朝的新贵。明朝遗民写的《小史》记载，李自成手下的将军李岩和军师宋献策在北京街头曾经“见先帝柩前有二僧人在旁诵经，我明旧臣选伪职者皆锦衣跨马，呵道经过”，不解“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实际上，在清兵入关后，这些人很快又成了“大清”朝的新贵。看来，只要能够保住他们的地位和财富，则无论国号是“大明”、“大顺”还是“大清”，无论皇帝是姓朱、姓李还是姓爱新觉罗，他们都不是很在意的! 一晃明朝已经亡了372年了。无论是李自成因为骄傲而功败垂成，崇祯因为被人误导而招致覆灭，都已经是历史长河中的既成事实，不会因为我们的惋惜、愤怒和悲伤而改变，最重要的我们应该能够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法国“新史学”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说过这样一句很有分量的话：“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都是不幸的，因为同历史遗亡症引起的伤害相比，往昔的创伤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2000字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评《甲申三百年祭》 中国历代王朝更替，总是有很多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原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郭老1944年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回顾了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的失败，也从中再次验证了“民心乃固邦之本”的历史论断。对于《甲申三百年祭》，我觉得有三个人值得祭奠。 一来祭奠崇祯皇帝。 崇祯即明思宗朱由检，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弟。于公元1622年被册封为信王。明熹宗于公元1627年8月病故后，由于没有子嗣，他受遗命于同月丁巳日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崇祯”。1627-1644在位。在位17年，李自成造反军攻破北京后自缢，终年34岁，葬于思陵。 崇祯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皇帝，他有两件功绩值得提一下：一是铲除魏忠贤，二是收复全辽。在之争上，以勤政爱仁博得了后世的同情，但是还是未能挽救大明。从结果上看，他是个悲剧，因为大明朝的灭亡是王朝多年遗留下来的民心尽失，加上天灾人祸造成的。但从修为上说，崇祯并不是没有挽回的余地，比如他在任之初，国家还算比较安定，可是后来他听信谗言，重用亲信，又喜欢形式主义。民心不得，社稷就无法安定，天朝就要换主人，这是中国历代王朝更替的基本原则。 二来祭奠李自成。 李自成是《甲申三百年祭》书中的主角，原名鸿基。称帝时以李继迁为太祖。大凡开国奠基者的开国之路都比较坎坷，但是他们有坚韧的毅力、非凡的能力，和自己的部下称兄道弟，用一份感情和感召力凝聚群体，最终取得了天下;而取得天下以后的秉性却几乎是一下子发生大转弯的改变：要么开始杀忠良、树威信，要么开始醉三宫，不理朝政，要么开始征收赋税供己娱乐。 毛主席说：当领导有两个主要任务，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李自成毁在了第二条上，按郭老的意见，牛金星、刘宗敏为李自成打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们打下江山后的行为直接影响了吴三桂的反戈，导致了大顺朝的顷刻灭亡。那么李自成在用干部上是不是就有很大的责任呢?首先是选人用人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德才兼备，李岩、宋献策这些人不张扬，且容易克制自己，但却没有得到李自成的重用。亲小人，远贤臣，所以国家社稷就慢慢(或者快速)走向了灭亡。 李自成的起家，是因为社会的动荡，天灾的横行，他把握住机会并且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但最终，还是因为自己个性上的缺陷导致了一生辛苦的荒废，令人可惜，但是换在整个封建王朝的角度上看，他又是一个必然：你忠于社会、忠于人民的时候，人民就会相信你，把他们的命运交给你;当你背叛人民，或者忤逆民意的时候，人民总会把你赶下台来的。 三来祭奠李岩，中国历代不少忠臣良将，为国家披肝沥胆，死而后已，他们是国家真正的脊梁。但是很多忠良都很难带着荣誉终老以上呢个，一部分甚至都被陷于“莫须有”的罪名后含冤而死，李岩也是这样的人物，他不仅举家投靠了李自成，还给李自成推荐了牛金星、刘宗敏为他打江山，在李自成社稷危机的时候还回到河南为他召集民众，希望力挽狂澜，可惜的是李自成没给他机会，历史也就没有给李自成重新修改自己命运的机会。 忠臣惨死的现象在封建王朝的历史中屡见不鲜，给我们的反思就是人治体制下人才的生存无法得到保证。天子代天行使天道，有绝对的权威，但是他们在用人方面却无法保证从一而终的理智：在国家危急、面临内部外界威胁的时候，君主们总会授权于忠良，让他们为国立功、除暴安良;而在太平盛世时，这些国家的栋梁们却甚至不如君主旁边的一个小厮。 忠良是国家的脊梁，民族的希望。时代发展到如今，人才仍是国家、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如何珍惜人才、爱护人才，为人才创造良好的环境仍是每个国家、企业思考的重要问题。而国家、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形态的发展，如何保持基业长青甚至是持续进步同样是每位成员特别是领导者思考问题的。 用历史的教训来警戒我们，用现实的思考发展我们。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2000字 朝代更迭，治乱兴衰，本是自然规律，但一个政权被推翻，再加上一个悲情皇帝的黯然谢幕，将近三百年历史的波澜壮阔的大明王朝逝去，终究让人唏嘘不已。 《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回顾了明朝的兴亡得失，李自成打江山曲折历经最终功败垂成的原因。当时毛主席阅后高度重视此文，把它当做历史教材刊发给全党干部群众。让大家深刻吸取这里面的成败得失，从而为我党所用。一年后黄炎培先生提出了“周期律”的说法，毛主席找到了对策，那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只有人人负起责来，才不会人亡政息。 中华文明浩浩汤汤，从古至今，人类筚路蓝缕，文明薪火相传，进步最快的是物质文明，而进步最慢的却是人心。读史书可以看到人的本性。而人的本性，将决定人物的最终归宿。 明末风起云涌，不少史书对此有很详细的描述。通过了解阅读相关的资料，我仔细品读了崇祯帝，他从开始的隐忍，到清除魏忠贤的果决，成功后的励精图治，错杀袁崇焕的痛心，民变时的用力过猛，城破时的绝望，一步步走上了一条悲情的路线。客观地讲大明王朝的悲剧不是完全由他造成的，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环境原因，但他作为大明王朝的CEO，却不得不负全部的责任。他曾经愤愤地说过：“诸臣误我!文臣皆可杀!”《左传》云：“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意思是：桀和纣怪罪他人，把责任推给别人，他们的灭亡也很迅速。 李自成被逼无奈走上了一条下岗再创业的道路，从最初的小跟班做起，十八年来风里来雨里去，几次命都快没了，终于熬出了头，建立了大顺王朝，为自己设下了安乐窝，就蒙头准备睡大觉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江山没有坐稳就要贪图享乐，这是注定是悲剧的结局。这也是农民出身的他性格使然——小富即安，不图更大的梦想。革命，从来就不相信眼泪。 掩卷沉思，大明王朝沉浮的历史，可以说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命运的缩影，这段历史有跌宕有兴衰，有悲壮也有磅礴，都让人感到无奈与震撼，留给我们更多的是理性的思索。 当今中国，经济发达物质丰富，社会上道德败坏的现象却频频发生，这都是人生观和价值观危机的体现。历史人物总是在改头换面以另一个名字出现在某个时间段。从当年的刘宗敏张献忠贪财，到近期落马的数名贪官就说明了在金钱和人性的考验面前，他们是灵魂的溺水者。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小小的隐患也许就是将来致命的打击。 用什么来拯救道德危机呢?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或许会有一种全新的诠释，带给我们更多启迪。近期开展学习中央八项规定与反对“四风”活动，其实，读史也好，教育实践活动也好，最终目的是要敦促党员干部自觉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为国家长治久安做出自己的贡献。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它能启迪今天，也会影响未来。它能让我们在理性思索中前行，能在艰难蜕变中进步。 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只有以史为鉴，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眼光，才能防微杜渐，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这就是我们要学习历史，从古人身上汲取精髓的真正目的。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9】

《甲申三百年祭》不但祭奠的是明王朝，更主要的是反思李自成的农民起义。一个已经触摸到胜利的农民起义，缘何又兵败如山倒?这个才是作者反思的重点。但显然，郭老写李自成是虚，而花了很大的气力来写李岩。在他的笔下，李岩是帮忙李自成走向成功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提出的口号，使受到挫折的起义军度过了难关;并且在起义军进京后始终持续高度警惕性。相反，李自成手下的其他几个重要人物：牛金星、刘宗敏的所作所为却导致了农民起义的失败。郭老对李自成所犯的错误，几乎没有提到，对牛刘二人，他说：他们能够说是自成的左右二膀。但终竟误了大事的，主要的也是这两位巨头。那么到底牛、刘，或者包括李，在甲申年间，尤其是进京之后，到底是犯了什么错误，最终导致农民起义的失败呢?郭老认为：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

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

正是因为这段话，使毛泽东读出了原论文的新意思。1944年毛泽东致信郭沫若，说到：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显然，毛泽东是认可了论文中的这一部分实用价值。1949年，当他领导的中国革命快要走向胜利的时候，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再次提出了这一问题。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在他离开西柏坡前又一再表示不能当李自成，于是，后人将《甲申三百年祭》、李自成的失败原因、党的工作的要求等联想在一齐思考就自然而然的了。

于是，在1991年，xx在全国党建理论讨论会上也提到重新《甲申三百年祭》，自然是从毛泽东骄傲自满的论断中又引出了反腐倡廉。此刻有些人贪污腐化，行贿受贿，完全违背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完全离开了共产党员的标准。20xx年，温家宝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又说：今年是农历甲申年，提到反腐败，我就想起六十年前毛泽东向全党推荐过一篇郭沫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他谆谆告诫全党，不要犯胜利时骄傲起来、生活腐化的错误。

我不明白党的历届高级领导人是否仔细读过郭老的这篇文章。因为郭老的文章在李自成失败问题上，根本没有将骄傲自满、反腐倡廉作为论证的重点。而且郭老在整个论文中，一向是将李岩作为祭奠的主要对象，例如李自成是否有腐败或者骄傲，郭老在文章中也是矢口否认。但是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读出了自我的理解需要，而且毫无疑问，后面的领导人是又读懂了毛主席的理解。至于原先这篇史学论文，读与不读已经不重要了。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10】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三百六十多年前的甲申年，两个王朝相继而亡，何以，腐也，明朝政治腐败，崇祯昏聩，结果引起民变，弄出亡国之祸，而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有些首领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最后也终于失败。纵观历朝历代之更迭，究其原因莫不如此，腐则困，困则暴，暴则乱，乱则亡。

治理国如此而企业管理亦如此，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创业容易守业难，商海沉浮中暂露头角，各领**的企业比比皆是，但真正做到百年老店的如凤毛麟角，都是风光一阵之后便杳无踪迹了，企业内部管理出问题了。

创业阶段大家可以为了一个目标而艰苦奋斗，可以不计个人得失，一旦创业成功，有些人可能就觉得可以安然了，可以享受了，企业的危机也就出现了。新宝泰历经十多年的努力，已经跻身地区钢铁强企行列，也算是成功企业之典范，但伴随而来的是浮奢之风渐起，贪腐渐现，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新宝泰要实现二次创业的成功，再读《甲申三百年祭》，以史为鉴很有必要。

《甲申三百年祭》成文于1944年，是对1644年所发生的崇祯帝败亡、李自成大顺政权骤兴骤亡等历史事件的描述。今日读来，仍让我们对李自成的悲剧不胜感叹。

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历经十多年的艰苦发展，终于在崇祯十三年以后得到长足发展，不断壮大，最终在崇祯十七年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从陕西打到了北京，覆灭了明朝统治。在最艰难的时刻，李自成仅余下十八骑在身边，而其进入北京城时已拥兵百万之众，可谓“兵强马壮”。攻占北京之后，似乎天下可以传檄而定。

然而，谁又能想到须臾之间，大顺政权就走到了败亡的边缘，区区一个多月的时间，大顺政权就从北京城败退出来，从此兵败如山倒，一直败到了九宫山下。

究其原因，不外乎忘却了“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的道理，以为攻占北京城就万事大吉，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却不知卧榻之侧，早已有人磨刀霍霍了。没有警惕，我们离死亡不远。

遥想新宝泰创业之初，诸君壮志凌云，披荆斩棘，方成就今日腾飞之势，新宝泰十二年的发展历程，的确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发展道路，我们取得的成就也是令人瞩目的，我们的艰辛在一定程度上不比李自成所经历的难度小，我们今日取得的成就的确可以让我们自己小小自豪骄傲一把。

然而，李自成的教训告诉我们，只要思想上有所懈怠，必然就会在工作中有所表现，骄奢享乐之心就必然一发而难以收拾，工作上的疏漏之处也就随处可见了，事业的风险也就难以防范了。

同样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郭沫若先生写就此文五年后，在中共**进入北京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干部要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明确表示“我们不做李自成”。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这两句话同样适用于我们新宝泰的各级管理干部，尤其是已经在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的管理干部，是让我们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的不二法宝。

唯有“谦虚谨慎”方能“不骄不躁”，愿与所有新宝泰同仁共勉。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11】

1944年的暮春时节，郭沫若在重庆发表了他的历史散文《甲申三百年祭》。选择这个时间是意味深长的，因为正是在1644年的暮春时节，闯王李自成杀进了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立国276年的明朝灭亡了。所以《甲申三百年祭》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文章立刻引起了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的注意，他将其列为整风文件，并多次号召全党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因此而扬名，但人们也因此形成了这样一个固定印象：文章主要是在总结农民起义军因为骄傲而失败的教训。

前段时间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我却有了一点新的感悟：文章不仅总结了李自成的教训，实际上更是如作者开宗明义所说的那样，是在总结明亡的教训。

明亡的教训现在看起来，也还让人不胜唏嘘。崇祯登基后的明王朝可以说是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外有努尔哈赤的后金虎视眈眈，内则是连年的旱灾、蝗灾，闹到了“人相食，草木俱尽”的程度，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已成燎原之势。对朝廷来说，要御侮，要救灾、要“剿寇”，提供这些“公共产品”都需要钱。问题是钱从哪儿来?

郭沫若写到：“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这位名叫李琏的武生提出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也就是说，让富人出一点钱。

用今天的话说，李武生的观点显然是属于“极左”、“仇富”的，结果遭到了“主流公知”的强烈反弹。皇帝身边的大学士钱士升便上书崇祯，说李武生“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总而言之，不能仇富，不能向富人开枪，不能搞民粹主义，否则的话就会“大乱自此始矣”。

皇帝当然是害怕“大乱”的，何况钱士升的资历和专业水平，也不是李武生所能够相比的，所以他的建议也就被搁置了。三百年后，郭沫若仍然为崇祯犯下的这一错误扼腕叹息：“‘搜括臣宰’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书，或者不仅限于‘助饷’吧?因为既言到兵与荒，则除足兵之外尚须救荒。灾民得救，兵食有着，‘寇乱’决不会蔓延。结合明朝全力以对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

富人的钱不能动，皇帝自己舍不得出钱，“剿寇”又是火烧眉毛的事，不能稍缓。怎么办?只能是给政策，让他们自己去“创收”。明末清初的李清在其《三垣笔记》中说：左良玉(明朝大将)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因为朝廷严重拖欠军饷，士兵还要卖命打仗，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当然，用这样的兵来“剿寇”，只能越剿“寇”越多，终于进了北京，反而把皇帝给“剿”了。

虽然在郭沫若看来，李武生是“很有政治的头脑”，但他这个建议还是彻底得罪了当时的“士大夫”们。当时崇祯为了故作姿态，一面采纳了钱士升的理论，一面也对钱进行了“切责”。但郭沫若发现，“当时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钱士升。钱受‘切责’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尔选为他抗辩，认为‘辅臣不过偶因一事代天下请命’。他所代的‘天下’岂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请的‘命’岂不只是富者的命吗?已经亡了国了，而撰述《明李北略》与《明亡还略》的人，依然也还是同情钱士升的。”

郭老的眼光是很准确的。崇祯自杀之后，这些士大夫们并不为他“死节”，而是热衷于当李自成的“大顺”朝的新贵。明朝遗民写的《小史》记载，李自成手下的将军李岩和军师宋献策在北京街头曾经“见先帝柩前有二僧人在旁诵经，我明旧臣选伪职者皆锦衣跨马，呵道经过”，不解“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实际上，在清兵入关后，这些人很快又成了“大清”朝的新贵。看来，只要能够保住他们的地位和财富，则无论国号是“大明”、“大顺”还是“大清”，无论皇帝是姓朱、姓李还是姓爱新觉罗，他们都不是很在意的!

一晃明朝已经亡了372年了。无论是李自成因为骄傲而功败垂成，崇祯因为被人误导而招致覆灭，都已经是历史长河中的既成事实，不会因为我们的惋惜、愤怒和悲伤而改变，最重要的我们应该能够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法国“新史学”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说过这样一句很有分量的话：“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都是不幸的，因为同历史遗亡症引起的伤害相比，往昔的创伤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12】

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资积蓄着。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已经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这层在崇祯帝自己也很明白，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又说得多么的痛切呀："……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这虽不是崇祯帝自己的手笔，但总是经过他认可后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名义下才敢于有这样的文章。文章的.确是很好的。但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认识得既已如此明了，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要说是没有人想出办法来吧，其实就在这下《罪己诏》的前一年（崇祯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宰助饷。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13】

一九四四年，是明朝灭亡后的第五个甲申年。是年春天，为了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郭沫若写下了这篇为后世所传诵的史学佳作《甲申三百年祭》。时值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光明前途和国民党所代表的黑暗势力的激烈较量，郭老的这篇万余字的作品无疑在纷争的年代引起了轩然大波。

国民党御用文人的口诛笔伐，共产党和无党派人士的大加赞誉，一篇史论史无前例的带来了政坛的震荡。历史的尘埃早已落定，前人的论断已无需评判。近日拜读了老校长的这篇《甲申三百年祭》，跟随郭老追寻了明朝灭亡的轨迹，探究了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发迹与败亡，我从字里行间感悟到的是对“责任”的阐释。

(一)明亡：爱民之责的缺失

从屡击倭寇到征服高丽，从郑和七下西洋到解缙修编永乐大典，一系列史实无疑在向世人昭示着大明王朝的强大富庶。就是这么一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王朝，也难逃历史的轮回。

明王朝从一三六八年朱元璋开国以来，经过两百多年的统治，内忧外患都发展到了极点。到了甲申年，形势已极为严峻。一方面满清的军队已经完全占领了山海关以外的广大土地，虽然山海关有明军扼守，一时攻不下来，但清兵绕到察哈尔，侵入了长城以内，已曾屡次窜扰到北京附近。

另一方面，由于各地饱受饥荒的农民汇集而成的起义部队已经声势浩大，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已经由湖南湖北进入了四川;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队伍则由河南破潼关而占领了西安，并以之为根据地，制定了行军规则，成为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了。到了这般田地，就算是唐宗宋祖在世也无法让偌大的一个王朝起死回生了，也难怪朱由检同学急的只想自我了断。

很多人都会把明朝的灭亡归结为明末政治的腐朽不堪，这点当然是无可厚非的。宦官当道，锦衣卫横行，难道还会有人夸它的政治清明吗?不过简单的一句政治腐朽似乎忽略了太多的人为的因素。从形态意识层面来讲，明朝走向灭亡不能不说是爱民之责的严重缺失所导致的恶果。

从臣子的角度讲，位居人臣，上当直言敢谏，对皇帝负责;下应体恤百姓，对广大平民负责。可看看明末的那帮臣子都干了些什么勾当。首先是天启朝的宦官魏忠贤和奉圣夫人客氏，这两个人在明末可是曾经权倾朝野的角色。客氏与魏忠贤“私为夫妇”，利用皇帝不理政务之便，把持宫内大权，然后网罗亲信，结党营私，蒙蔽皇上，诬陷忠良，这就是他们对皇帝所负之责;利用东厂大肆扰民，假公济私，甚至利用皇帝的名义颁布禁令拆毁全国书院，对民间疾苦则不闻不问，这就是他们对人民所负的责任。

有如此不知爱民之官，明焉能不亡?到了崇祯朝，“阉党”虽被铲除，然而身披官袍的那些人又为民谋了些什么福利呢?“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百姓衣食无着，甚至有“煮人肉以为食”的现象发生，然而却是“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完全不顾百姓死活。有一位武生向崇祯提议搜刮臣宰助饷，可是却遭到了以钱士升为首的大臣的极力反对。群官不思为民请命，民焉能不反?明焉能不亡?

国家兴亡，匹夫尚且有责，一国之君岂能逃脱干系?昏庸如万历、天启者，就无需多说什么了。且谈一下颇具争议的崇祯皇帝。在历代改朝换代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崇祯帝却是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

然而事实真的这样吗?我们只能说崇祯太擅长演戏了。他是最喜欢下《罪己诏》的皇帝，但总是申说爱民却口惠而实不至。他还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却不肯把国库里面的钱拿出来助饷赈灾，以至于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国库“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我们着实不能随意就把昏庸的帽子扣给朱由检，但是如此沽名钓誉、空谈爱民之心却不肯肩负爱民之责的皇帝又能比昏君好到哪里去呢?民心已失，悔之晚矣。

这样看来，明朝的灭亡其实就是自上而下一种责任的缺失。当统治者们忘记了自己肩头所扛负的造福万万百姓的责任时，这个统治阶级迟早是要垮掉的。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14】

1944年，郭沫若先生写下《甲申三百年祭》，企图通过李自成农民起义这个典型案例，**中国农民革命的命运，选题重大，目光锐利，可谓无有出其右者。５年后毛泽东重论此文，并给中共出了个题目：“进城以后到底怎么办？

”那时正好是1949年解放战争大局既定，进入北平前夕，他正准备领导着团队“进京赶考”。他们的答案早已成为历史，写在共和国的主页上。

此番，正值海航创业二十年，学习《甲申三百年祭》，陈峰董事长说“ 海航创业二十载，风雨兼程，业已初具规模，实属不易，吾常寤寐思之，何以能基业长青，如芒在背。今复读郭沫若之《甲申三百年祭》，论及明朝倾覆，闯王胜败，字字千钧，韵味深长，甚有醍醐灌顶之感”。

海航创业二十年，历经几代海航人风雨兼程，早跻身中国五百强，正迈向世界五百强，铸造着海航人“世界级企业和名牌”的梦想。二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换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说起来，也算是很有成就了。回首这二十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局部区域到全球化，从航空公司到现代综合服务运行商，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段。

此刻，我们该送上深深的祝福。记住读一句谚语，大多数祝福来自礼仪，只有少数来自内心。如果您也和我一样认同：

最可靠也是最动心的祝福，就是坚守信仰，共赴时艰，同享成功。

“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一家公司和一个国家在兴衰命运上往往没有本质区别。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许多大小公司都在重复李自成的历史命运。

或许是太少人关注这些以公司符号作为标签的团队，他们从无到有的一路拼杀和从有到无的腐朽衰败，其实并不只是简单的财富聚散，而是激荡着多少人的激情、梦想和多少家庭的血泪。用不着于历数曾经名噪一时的xx团队的兴衰历程，也用不着去翻阅中国大多数上市公司盛极而衰的档案，我们很容易便能找到它们不可以长盛不衰的理由----创造者与创造物，团队与公司之间的矛盾。创造者为创造物所累，最终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而压跨。

一个成功的企业就象一个新成立的国家。早期团队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功勋卓著的。所有者的身份滋长着支配欲、占有欲，于是便开始有了谱，有了傲慢与偏见。而这一切，都与前期的创造、激情，无所顾忌的前行形成了冲突。

二十年来我们在各个向度上都创造和积累了经验。一些经验，甚至在业内颇有影响力。善待这些经验对今后的发展显然非常重要，但过分依赖这些经验将成为我们和我们进步的负担。

作为一个真正的创作者群体，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他们自己。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它实际上是在未来。与我们的目标和梦想相比，我们并没有创造多少好处。

但个人利益高于群体利益，部门利益高于公司利益的现象渐成风尚，部门的协作愈来愈难，一些原本不难协调的工作论争，变成旷日持久、无止无息的纠缠，一些善良的愿望和举措，被无端地恶意猜忌和病诟……风气在变，变得我们无法用常理去衡度和化解。当福利是人生的终极追求时，我们的团队怎么能轻装上阵呢？

六十年前《甲申三百年祭》对农民革命命运、出路的思考，可以鉴古，可以鉴今。二十年来我们所向披靡，是因为我们轻装简从。时逢创业二十年，面对历史和成就，值得祝福，面对未来和下一步发展，我想更该多一份冷静，多一份忧虑，总比多一份狂妄，多一份骄矜好。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15】

朝代更迭，治乱兴衰，本是自然规律，但一个政权被推翻，再加上一个悲情皇帝的黯然谢幕，将近三百年历史的波澜壮阔的大明王朝逝去，终究让人唏嘘不已。

《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回顾了明朝的兴亡得失，李自成打江山曲折历经最终功败垂成的原因。当时毛主席阅后高度重视此文，把它当做历史教材刊发给全党干部群众。让大家深刻吸取这里面的成败得失，从而为我党所用。一年后黄炎培先生提出了“周期律”的说法，毛主席找到了对策，那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只有人人负起责来，才不会人亡政息。

中华文明浩浩汤汤，从古至今，人类筚路蓝缕，文明薪火相传，进步最快的是物质文明，而进步最慢的却是人心。读史书可以看到人的本性。而人的本性，将决定人物的最终归宿。

明末风起云涌，不少史书对此有很详细的描述。通过了解阅读相关的资料，我仔细品读了崇祯帝，他从开始的隐忍，到清除魏忠贤的果决，成功后的励精图治，错杀袁崇焕的痛心，民变时的用力过猛，城破时的绝望，一步步走上了一条悲情的路线。客观地讲大明王朝的悲剧不是完全由他造成的，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环境原因，但他作为大明王朝的CEO，却不得不负全部的责任。他曾经愤愤地说过：“诸臣误我!文臣皆可杀!”《左传》云：“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意思是：桀和纣怪罪他人，把责任推给别人，他们的灭亡也很迅速。

李自成被逼无奈走上了一条下岗再创业的道路，从最初的小跟班做起，十八年来风里来雨里去，几次命都快没了，终于熬出了头，建立了大顺王朝，为自己设下了安乐窝，就蒙头准备睡大觉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江山没有坐稳就要贪图享乐，这是注定是悲剧的结局。这也是农民出身的他性格使然——小富即安，不图更大的梦想。革命，从来就不相信眼泪。

掩卷沉思，大明王朝沉浮的历史，可以说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命运的缩影，这段历史有跌宕有兴衰，有悲壮也有磅礴，都让人感到无奈与震撼，留给我们更多的是理性的思索。

当今中国，经济发达物质丰富，社会上道德败坏的现象却频频发生，这都是人生观和价值观危机的体现。历史人物总是在改头换面以另一个名字出现在某个时间段。从当年的刘宗敏张献忠贪财，到近期落马的数名贪官就说明了在金钱和人性的考验面前，他们是灵魂的溺水者。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小小的隐患也许就是将来致命的打击。

用什么来拯救道德危机呢?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或许会有一种全新的诠释，带给我们更多启迪。近期开展学习中央八项规定与反对“四风”活动，其实，读史也好，教育实践活动也好，最终目的是要敦促党员干部自觉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为国家长治久安做出自己的贡献。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它能启迪今天，也会影响未来。它能让我们在理性思索中前行，能在艰难蜕变中进步。

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只有以史为鉴，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眼光，才能防微杜渐，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这就是我们要学习历史，从古人身上汲取精髓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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